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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 作者 | 出版社 | 出版日期 | 开本/介质 | 页数/字数 | 印次/印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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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08092324 | 【美】弗兰西斯·薛华Francis A. Schaeffer | 华夏出版社 | 2018年1月 | 16 |
《前车可鉴》是西方卓越的思想家弗兰西斯·博士的著作首次在大陆出版。博士花了超过四十年的时间,深入研究西方神学、哲学、历史、社会学、艺术等各学科。他从分析古罗马的败亡开始,顺着历史的发展,将基督教兴起、中世纪时教会变质、启蒙运动、宗教改革,以及现代社会的形成等,这些历史上最关键的时代,以及形成这些时代的思潮加以客观分析和评价,并指出了各个世代盛衰的根源。博士在书中指出,西方文化衰落的根源,是人僭夺了创造者的位置,人要独立自主,作宇宙的主宰,因此西方国家已经迷失了方向,以致整个文化体系百病丛生,前景将是一片黑暗。最后,作者以先知之声,呼唤当代由背道之罪中归回,不再身为被造者却创造者自居,就得以归回并且存活。这也是本书英文原名“我们将何以存活”(How should we then live?)的涵义。
博士在书中指出,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是两条完成相反的进路。前者是人本的进路,始于人文主义对人性的张扬,却终于当代人性、道德、价值及意义的死亡。而宗教改革以启示为本,肯定人类生命的尊严,肯定了道德和意义,维护了公平与正义,建立了自由而不混乱的秩序。作者认为,悲观与割裂的风气正泛滥当代,毒品、暴力、混乱充斥着我们的社会。这根源于人本进路导致的后现代“人性之死亡”。考虑到西方现代危机正通过全球化对中国造成的深刻影响,本书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和应对当代空前的挑战。
薛华博士是西方卓越的思想家,1912年生于美国费城,在美国受教育及从事青少年工作。1947年迁往欧洲,1954年,与夫人在瑞士合作开设“避难所团契”(L’ Abri),专为寻求真理的人士解答问题,又多次在世界各地讲学,著作甚丰,在哲学界和神学界均享有盛名,曾受到《时代周刊》的盛赞。
一 古代罗马
二 中古时代
三 文艺复兴
四 宗教改革(一)
五 宗教改革(二)
六 启蒙运动
七 现代科学的兴起
八 哲学和科学的崩溃
九 现代哲学与现代神学
十 现代的艺术、音乐、文学与电影
十一 我们的社会
十二 社会操纵与新精英分子
十三 选择
《前车可鉴》目录引文
一 古代罗马
要了解当代,我们必须沿着历史上的三条路线去追溯:哲学、科学和宗教。
任何基础薄弱的文化或个体,只能在压力不太大的情况下站稳一时。如罗马人的小小拱桥,只允许人和马车经过,如果有当代的载重货车驶过,拱桥必会塌下。同样,文化和个人的生活及价值体系,如果不是建立在比他们有限的本身更为坚固的基础上,结果也会如此。
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没有无限的神。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理智上没有稳固的立足点。结果,他们的价值体系便不足以承受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压力。罗马终于倒下了。
二 中古时代
罗马帝国末期,新约所宣示的基督教本质,渐渐被人曲解,加入了人文主义的成分。许多时候,基督教信仰的要理常被这些外来文化弄得模糊不清。13世纪的阿奎那便持着亚理士多德的学说首开先河,将上帝的启示与人的理性置于相等地位。
中古时代后期,欧洲的思想分裂为两个主流:其一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其二是以圣经为基础的改教运动。从人角度出发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以后的人文主义,是不能找到赋予人生存和道德意义的‘普遍意义’或‘绝对’的。
三 文艺复兴
在阿奎那以前的时代,世界本身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并未受到重视。由于阿奎那的提倡,世界及人在世上的地位,已较前显要了。
到马萨乔等画家的时期为止,美术仍然可循两条路线发展,一是圣经的自然和‘殊相’观。《崇拜羔羊》画于1432年,是真正的风景画,而祭坛上的羔羊是活的,它代表曾经替人类死,而现今仍活着的耶稣。另外一条路线是人文主义得势,人使自己变得愈来愈独立自主,而所有给意义与人或物的东西,也逐渐失落了。
四 宗教改革(一)
改教者主张“唯独圣经”,这主张与基督教开始几百年之后渗入教会的人文主义对立。宗教改革的中心意义,是铲除已渗入教会曲解真理的人文主义成分。
宗教改革使人通过启示认为终极的“共相”,认识意义、道德和价值。圣经说人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这显出人尊贵的本质。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却未能赋予人类任何意义。
1860年布克哈特揭示欧洲南部文艺复兴和北部宗教改革的主要分别。两者都提倡自由,但南部流于放肆,而北部则无此现象,原因是根据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人无法给人生各个殊相赋予意义,同时在道德范畴中也无法得到“绝对”;北部则不同,宗教改革中的人在自由中抓住了绝对价值。
五 宗教改革(二)
宗教改革使圣经被高举,不单成为道德的基础,更成为法律的基础。罗勃在洛桑高等法院古老大楼的《公正将使邦国高举》的壁画,体现出了宗教改革之后北欧的社会学基础和法律基础。改教家如布塞尔和加尔文的宪法思想后来都有成果。长老会治会制度的宪政模式不单是政治规限原则的一个样板,也是一种教育。
民主政治的宗教改革精神在卢塞福的著作《法律是王》中表露无遗。因为有了体制,所以可以有自由而不混乱,换句话说,政治权力是操纵在法治的政府手中,而不是由人专横独断,因为法律的最后权威是圣经,而不是人。卢塞福的著作对美国宪政也有很大影响。
六 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宗教改革是背道而驰的。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有着绝对不同的基础、立场和姿态,最后更产生了绝对不同的结果。
宗教改革的国家,大都曾持着绝对的价值观与不义斗争。人文主义者不下是非的判断,他们认为万有中的“终极存在”是中性的,无所谓是非、对错、善恶,是完全缄默的。由于人文主义者无法提供“绝对”,因此个人的道德和政治生活往往武断而又反覆无常。
1688年,英国进行了一次不流血的改革。改革后的国会事实上是与君主同权。这种制度,有意对君主制度进行约束,使它不能超越本身法定的权限。法国大革命企图重演英国的革命,却没有根据宗教改革的精神,而以伏尔泰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为基础,结果导致了一场血腥惨剧。
七 现代科学的兴起
由于早期科学家相信世界是由一位理性的上帝创造的,所以凭着理性,人类可以找出自然和宇宙的真理。既然物质世界是被创造的,科学家们便认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必定有关联。没有这个基础,近代西方的科学根本不可能产生。
这是个“敞开的”不封闭的宇宙,因为上帝和人都在等量齐一的自然因素之外,换言之,所有存在物并非都在一个巨大而囊括一切的宇宙机械之内。不论是宇宙机械或是人造的机械,既不是一位“主宰”,也不是一种“威胁”,因为机械不包括一切,宇宙机械以外还有其他东西,人之为人,是有他自己的位置的。
八 哲学和科学的崩溃
使现代人成为现代人的关键,就是独立自主的人、能够统一全部的知识和人生的希望,终告破灭。
以往的时代,以理性主义为唯一的基础,万物包括人都是机械。卢梭将万物是一部机械,和人有自主的自由这两个观念分开。
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和启蒙运动的时代,人是意气风发的,到了现代,人变得绝望悲观。人不接纳一位有位格的上帝,不接纳人之成为真正的人,也不接纳爱、自由和意义,结果带来严重的问题。人以自己为出发点,断言人只是一部机械,但认为自己是机械的人,却不能学像机械一般活着!他们只好违背理性,向上“跃进”,寻找一些对生命有意义的东西。
九 现代哲学与现代神学
自从克尔凯郭尔主义流行以来,理性与非理性的“二分法”观念普遍流行,“下层”理性的范围与乐观的非理性范围永远不能沟通。在理性范围内,人是无意义的,而对意义及价值看得很乐观的“上层”,却是完全脱离理性的。这种区分被称为“存在方法论”。
卡尔•巴特把一套存在方法论带进神学系统里。这种新正统存在主义神学认为,圣经在理性范围内确是有错误的地方,但在非理性范围内却能使人领略到宗教经验。认为圣经没有可以用有内容的命题表达出来的真理。
尼采变成疯子,不是由于他患了性病,而是他了解到假如有位格的上帝不存在的话,疯狂是他在哲学上唯一的答案。
十 现代的艺术、音乐、文学与电影
现代的悲观主义和割裂的风气,在地理上,从欧陆吹到英国,再转经大西洋吹到美国去;在文化上,从哲学传到绘画,再从绘画传到音乐、小说、诗歌、戏剧、电影和神学中;在社会方面,它从知识分子透过大众传媒,传给每一个人。
当代人为规避理性,跳进非理性的境界里以求好过,结果不单丧失了人性、道德规范和确定事物的能力,而且使自己生活在亦真亦幻的世界里。
十一 我们的社会
以信仰为根基的舆论力量一旦减弱,大多数人就会接纳两种贫血的价值观念:“个人的安定”和“个人的富足”。
人既然不在理性范围内寻求意义,药物就大派用场。大多数青年人对药物的理想幻灭后,又不喜欢新左派的恐怖手段,于是剩下的只有冷漠。
同时,没有个人尊严做基础,暴力便在世界上横行。失去信仰引导的科学和法律,也就没有了稳固的基础。自由的根基已经朽坏,失去意义和价值的社会正面临两种后果:退化和精英的独断。五种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又重现当代,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罗马时代。
十二 社会操纵与新精英分子
由精英分子操控的现代政府将越来越成为可能。“现代决定论”使人有意无意地甘愿自己被当作机械,也看别人是机械。
在一些现代科学精英的眼中,人只是较为复杂的、有能量的分子的组合。于是我们堕胎杀死胎儿,甚至还有人鼓吹将老年人人道地毁灭。遗传工程学,以科学仪器控制人类的侵略性,潜意识的暗示,这些新的手段使操控成为可能。
精英主义会逐渐强加给社会一些形式,使社会不会有动乱出现。为了个人的安定和富足,为着人的冷漠,为着渴求得到秩序……,大部分人都会接受这些形式,这情形与奥古斯都的罗马无异。
十三 选择
当代已没有是非的基础,只有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一旦经济进一步衰退,一旦失去个人安定与富足的恐惧增加,一旦发生战争、恐怖主义肆虐、出现粮食或其他资源短缺,厄运便定会加速临到那只求个人安定与富足的人。两条出路:一是高压管制,二是再次肯定那能赋予人民自由而不致引起混乱的宗教改革的基础。
我们要谨记现代人文主义思想的标志,那就是“存在方法论”的二分法的采用:把对意义和价值的乐观从理性的范畴中割离。在此支离破碎的年代,如果我们本身带上了这一代的标志,便无法在这个历史时刻里负起时代呼声的使命。
本书的写作,是盼望这世代的人能从罪中最大的罪——身为被造者,竟以创造者自居——中回转过来,也盼望这世代能离开灭亡的道路,得以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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