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摩太·凯勒（Timothy Keller），美国神学家、护教学家，纽约救赎主长老教会牧师。本书及其另一部著作《一掷千金的上帝》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其他作品包括《婚姻的意义》、《工作的意义》、《城市之光》、《慷慨的正义》、《从义务到惊喜》等。

引  言

第一部  怀疑的跳跃

第1章  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宗教是真的？

第2章  良善的上帝怎么会容许苦难发生？

第3章  基督教是一件紧身衣

第4章  教会要为许多不公义负责

第5章  慈爱的上帝怎会把人送到地狱去？

第6章  科学已经否定了基督教

第7章  你不能真的相信圣经的记载



中场时间



第二部  相信的理由

第8章  上帝存在的线索

第9章  对上帝的认识

第10章  罪的问题

第11章  宗教与福音

第12章  真正的十字架故事

第13章  复活的真实性

第14章  上帝之舞

结语：现在我们当怎样行？

致谢

注释

引 言

我发现你没有信心——这令我不安。（黑武士，《星际大战》）

双方都对

   今天，在一般被称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两个阵营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双方敌我立场鲜明，一方不但要反对另一方，更要鄙视它，说它很疯狂（用最好听的话说），甚至说它很邪恶（用最难听的话说）。这种对立的情况在针对宗教议题时显得特别真实而强烈。追求社会进步的自由主义革新派人士喊叫说，保守主义基要派成长快速，并且指责、侮蔑非信徒无神论受到非难。他们指出，因为有超大型教会的推动和正统派信徒的支持，所以政治正在趋向右倾。而保守主义人士则不断地谴责这个社会，说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受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影响，许多大学、媒体和精英机构都非常世俗化，但却掌控了文化潮流。

   哪一方说的才是对的呢？在今天的世界舞台上，是怀疑主义阵营还是信仰阵营占优势呢？答案是敌对双方说的都是对的： 人们对于传统宗教的怀疑、恐惧和愤怒，有越来越强的力量和影响力；然而与此同时，接受健全和正统之传统信仰的人，也一样在增加和成长中。

   在美国和欧洲，不上教会的人数一直在增长。美国民调问卷中勾选“无宗教信仰”的人数在飞涨，达到十年前统计数字的两到三倍之多。大约从一个世纪以前开始，大部分美国大学就都正式由以基督教为根基，转变成明显以世俗主义为根基。因此之故，在许多具有文化带动力的组织机构中，传统基督教信仰就渐渐失去影响力了。然而，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说他们“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有许多被看作过时的教会——即那些仍然相信圣经无误与神迹的教会——在美国却继续增长，并且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也呈爆炸式增长态势，甚至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里，有些教会的参加人数也在不断增长。除此之外，尽管绝大多数的大学院校盛行世俗主义，但在学术界的某些领域里，有宗教信仰的人数仍有增长：有人估计，在全美国所有的哲学教授和老师中，有百分之十至二十五的人是有正统信仰的基督徒，远超过三十年前少于百分之一的情况。知名学者费什（Stanley Fish）可能早已看到这个趋势，因为他曾说：“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过世时（2004年11月），有一位记者打电话问我说，继学术界把高深理论和三大巨头（种族、性别和阶级）当作知性力量的中心之后，接下去的会是什么？我的回答像子弹一样射出：宗教。”

简而言之，宗教在全世界呈现出两极化： 一方面是宗教化增强，另一方面是宗教化减弱，这两种趋势正在同时发生。曾经有人坚信，世俗化的欧洲国家将会引领其他国家，而宗教的力量和其超自然的形式将会减弱，甚至完全消失。但是这种认为科技进步必将导致世俗化的理论，现在已经被撇弃或大幅修改了。随着基督教微弱的成长，以及伊斯兰教指数性的成长，欧洲所面对的未来已经不再是世俗化了。



两大阵营

   在讨论这个对立的现象时，我的个人经历使我拥有一个特别有利的角度。我成长于美国宾州东部一个主流的路德宗（信义宗）教会。当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成为青少年时，就参加了教会开设的两年坚信课程，内容包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礼仪与历史等，这个课程的目标是帮助年轻人对信仰有全面性的认识，以便可以公开地认信与委身。第一年课程的老师是一位退休的传道人，他非常传统和保守，常常讲到地狱的危险以及我们需要强大的信心；第二年课程的老师是一位刚从神学院毕业的年轻传道人，他热衷于社会行动，对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充满怀疑。这两位老师几乎使我像是在学习两个不同的宗教信仰。在第一年，我感到我们是站立在圣洁公义的上帝面前，必须尽极大的努力和花极大的代价才能逃脱他的烈怒；然而在第二年，我们听到的是宇宙中一位慈爱的上帝，他对我们的主要要求就是去推动人权，并去拯救那些受压迫的人。那时我对这两位老师有一个最主要的疑问，那就是： “你们俩谁在说谎？”但因为当时我只有十四岁，胆子还小，所以就只能保持沉默。

   后来我们全家去了另一间更保守的教会，它属于一个较小的循道会宗派。虽然那里的牧师和会友都十分温和善良，但在那几年中，我的信仰观中“地狱之火”的层面被加强了许多。再后来我进入美国东北部的一所大学，是那些优秀的、自由的、小型的大学中的一个，它很快就在我想像的地狱之火上泼了冷水。

   这所大学里的历史系和哲学系极受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风气是走社会激进路线。在1968年，这是领导风潮的前卫思想。社会行动主义极为吸引人，它对于美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也很引人注目，但是它的哲学理论基础却让我很困惑。我仿佛感到有两个阵营在我面前，但它们都有很严重的问题——那些热情献身社会公义的人往往在道德上采取相对主义，而那些严守道德主义的人却似乎无视世界上随处可见的欺压现象。我个人情感上倾向于前者的路线，哪个年轻人不是这样呢？——解放受逼迫的人，和你喜欢的人上床！但我一直在问这个问题：“如果道德是相对的，那么社会公义不也是一样吗？”我的教授们和其跟随者似乎也就这个问题争闹不休。然而现在我也看到在传统教会中充满着明显的矛盾： 我怎么能回到支持美国南方和南非国家之种族隔离政策的这种基督教当中？基督教对我开始显得非常不真实，可是我也找不到另一种人生和思想来安身立命。

   当时我并不清楚，这种灵性上的“不真实感”，其实是来自我人生道路上的三重障碍。在我读大学期间，这三重障碍逐渐瓦解，使我的信仰逐渐活泼起来，并且对我的生命也产生了影响力。第一重障碍是知性上的。我曾经面对一大堆有关基督教的难题，例如： “为什么其他宗教不对？为什么会有邪恶和苦难？为什么慈爱的上帝会审判和惩罚人？为什么一定要有信仰？”于是我开始阅读有关这些问题正反两方论点的书籍和理论，结果我越来越肯定基督教信仰是很有道理的。这本书就是要告诉您为什么迄今我对此仍坚信不移。

   第二重障碍是属于个人内心的。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信仰的建立往往是因为别人的权威，但是当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就需要有个人化与第一手的信仰经验了。虽然多年以来我已经在“说祈祷的话”，也会在观赏高山、大海时有似乎来自上帝的神秘奇妙的感受，可是我从未经验到上帝与我个人的同在。不过这方面不需要什么祷告的知识和技巧，只要有一个让我看到自己之需要、缺点和问题的过程。而正如其他人一样，我的这个过程是被种种的失望和失败所引发的，但这得另写一本书来详述。我在此想要说的是，信仰的历程绝不只是理性的探索而已。

第三重障碍是有关社会方面的。我渴望要找到“第三阵营”，一群关心世界公义的基督徒，但其基础必须建立在上帝的本质上，而非个人的主观感受上。当我找到那“一群弟兄姐妹”（姐妹也同样重要！）时，事情对我就开始改变了。这三重障碍没有很快地瓦解或依次消失，反而是相互纠结，彼此依存；我也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方法来解决它们，只是我到后来才了解到，这三重因素是如何互相作用在一起的。因为我一直在寻找“第三阵营”，所以我就开始想要建立一个新的基督徒团体，即一个新的事工。因此我在大学毕业几年后，就进入了这样的服事。



纽约客的看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和妻子凯西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区开始了一个新的教会，对象是绝大多数不去教会的人群。在刚开始研究、筹备的阶段，几乎每一个人都对我说，这是一个傻子才会去做的事，因为教会意味着保守或温和，但是这个都市却是自由和躁动的；教会意味着家庭，但是纽约却充斥着单身的年轻人和“非传统式”的家庭；教会最主要意味着信仰，但曼哈顿区却是怀疑、批判和愤世嫉俗之地；教会最传统的对象——中产阶级——已经因为此地的犯罪率和生活费的不断上升而逃离了，留下的是最顶层和最底层的人，即有钱的大款和贫困的穷光蛋，而这些人只会耻笑教会（别人这样告诉我）。这个城市里大部分教会都在为生存而挣扎，参加的人数正在萎缩，甚至连维持教堂建筑都有困难。

   我最初接触的好几个人都对我说，能够在纽约维持聚会人数的几个教会，多半都在传统的基督教教导中融入了城市中所流行的多元主义精神。他们说：“不要告诉人们一定要信耶稣，这种想法在此地会被认为是心胸狭隘。”当我说到我要建立的这个新教会的信仰观，是要持守基督教历史上正统的教义——包括圣经的无误、基督的神性、灵里新生（重生）的必要等——即大部分纽约客认为过时而不能接受的教义时，他们都不敢相信我所说的话。虽然他们没有直接说“别妄想了”，但是空气中很明显弥漫着这个味道。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开始创立了“救赎主长老教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并在2007年年底，会众人数超过五千人，而且我们也在附近的都会区植了十多间分堂。我们教会包括了多元化的种族背景，而且有很多的年轻人（平均年龄大约三十岁），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单身。与此同时，曼哈顿区还增加了几十个正统信仰的教会，而在另外四个区，也增加了一百多个类似的教会。有一个统计调查指出，纽约市在过去几年中，仅仅是由来自非洲的基督徒所建立的教会就有一百多个。我们和很多其他人一样，都对这个报导感到很惊讶。

   这种情况不单发生在纽约。在2006年秋季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中，登载了一篇名为“新耶路撒冷”的文章，它的副标题是： “除了伦敦以外，各地的基督教都在衰退”。这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是一个发生在伦敦的现象： 虽然在英国和欧洲的教会中，参加聚会的人数和自称是基督信徒的比例都在直线下降，但是有许多年轻的专业人士和新移民却涌进了伦敦的福音派教会。这正是我在纽约所看到的现象。

由此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寻常的结论： 现今我们走到了一个文化的关键时刻，无论是基督教信仰的怀疑者还是信仰者，他们同时都感觉到其根基受到威胁，原因是世俗的怀疑主义和基督教信仰都同时有力而显著地兴起。我们现在既不是过去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也不是过去别人所预测的没有宗教信仰的社会；我们面临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一个分裂的文化

   三代以前的人，大部分是承袭传统的宗教，而不是选择自己的信仰。那时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属于某个历史传承下来的基督教主流教派，或是罗马天主教会，可是今天这些传统文化上的信仰已被冠上“过时”的标签，而且它们都在快速老化和萎缩之中。现代人会选择无宗教的生活，或是不透过组织机构来建造个人灵性生命，不然就是加入一些正统而要求高度委身与归正经历的宗教团体。因此这种矛盾的现象——倾向宗教与倾向无宗教的人数同时在增加——才会产生。

   因为双方的人数同时在增加，所以在我们的政治和公共讨论中，对于信仰和道德的看法常常出现僵持和严重分裂的情况。这种文化的战争造成极大的伤害，双方在情感和言词上都相当有火药味，甚至会到歇斯底里的地步。反对宗教的人说那些相信上帝和基督教的人是“将他们的信仰强加在别人身上”，而且是要倒退回民智未开的时代；而相信上帝的人则说那些不信的人是“真理的敌人”，是“传播相对主义和放纵行为的人”。彼此都不去理解对方，而只是谴责对方。

   在相信与怀疑这两方的力量都在增强之时，我们走入了僵局，然而这个困境不能只靠提倡文明和增加对话而得到解决。有意义的对话需要有双方都能接受的参考点，然而当双方对事实的基本理解都有歧异时，就很难找到什么可以诉求的结论。哲学家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著作《谁之正义？何种理性？》（Whose Justice? Which Rationality？）在这方面有很透彻的讨论。不过我们大概不会在短期之内就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我们要如何才能找到继续向前的路呢？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宗教信仰与怀疑主义双方都在成长。无神论作家哈里斯（Sam Harris）和基督教右翼领袖罗伯逊（Pat Robertson）都应该承认自己阵营的影响力正在茁壮成长，这样就可以减少目前在各自阵营中泛滥的自说自话，也就是说自己快要被对方消灭或打垮了。如果我们停止对自己说这种话，也许大家就更能以文明和宽容的态度来看待对方的论点。

这样的承认不只会让人安心，也会让人谦卑。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世界会变得更世俗；他们很有把握地说，推崇正统的信仰是徒然想要“逆转历史的洪流”——虽然完全没有任何的历史证据支持基督教将会消失。然而基督徒也不应该那么轻视存有世俗怀疑想法的人，基督徒也应该想想，为什么我们以前的社会是以基督教为主流思想，但如今却有这么多人转身离开这个信仰。对于这个现象，我们肯定需要深刻反省。那个自命清高、藐视不同立场的时代已经过去，而现在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一些东西，但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重新检视对基督教信仰的疑问

   在此我要根据多年来在年轻的纽约客中结出许多生命果实的经验，来提出一个建议： 请双方阵营都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人们对基督教信仰的疑问。

   让我们先从信徒开始。不含一丝疑问的信仰，就像没有抗体的人的身体。一个人若是因为生活忙碌或是不在乎而从来没有深思过“为何要信”等严肃的问题，那么当他遭遇苦难或面对机智的怀疑者所提出的探索性问题时，就会毫无能力应付；一个人若长期忽视自己心里的疑问——他应该在反复思想其疑问之后才将之丢到脑后——他的信仰就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完全垮掉。

   信徒应该承认他有疑问，并且尽力解决。这不只是指自己的疑问，也包括朋友所提出的疑问。仅仅持守传承下来的信仰是不够的；唯有在你对疑问有长期而深入、透彻的思考之后，你才能为怀疑者（和你自己）提供信仰的立足之地，使人看到基督信仰是值得赞扬的，而不是非理性或有攻击性的。并且，这样的过程不仅对我们现今的社会很重要，对你个人也同样重要，因为即使你已经有很坚定的信仰，这个过程也能引导你去尊重并了解那些怀疑者。

   其次，不只基督徒需要去了解“为何要信”，怀疑者也应该去明白隐藏在自己推理中的“信念”，因为所有的疑问，不论它们表面上看来怀疑程度有多大，其实都是另外一组信念。你会怀疑信念A，一定是因为你有另一个信念B。举例来说，如果你对基督教有怀疑，认为“不可能只有一个真正的宗教”，那么你必须认清，你的这个陈述本身就是一个信仰的行动，因为没有人能在经验上证实你的陈述，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它是一项能被接受、放诸四海皆准的真理。如果你到中东去宣传说： “不可能只有一个真正的宗教！”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回答说： “为什么不可能呢？”你质疑基督教（信念A）的原因，是因为你有一个无法被证实的信念B。由此可见，所有的怀疑都是基于一种“信心的跳跃”指相信和接受一些无法被实证的事物或观念。——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以下不再注明。）（leap of faith）。

   有人说： “我不相信基督教，因为我不认为有绝对的道德标准存在；每一个人都应该可以决定他自己的道德真理。”说这话的人能够向那些不相信这话的人证明它是真实的吗？不能！这是一种“信心的跳跃”，即深深地相信个人的权利不仅存在于政治的范围之内，也存在于道德的范围之内。这个陈述的立场无法在经验中被证实，所以这个对于绝对道德标准的怀疑（或对于个人权利的信心），是一种“跳跃”。

   有人可能会这样回应上述的解释： “我的怀疑不是基于信心的跳跃，我对上帝没有任何的看法，我只是不觉得我需要上帝，也没兴趣去思想有关上帝的事。”然而隐藏在这种感觉之下的，是一个在当今美国人中非常流行的信念，那就是上帝是否存在无关紧要，除非这件事会关系到我个人在情感上的需要。说这话的人是用生命来打赌没有上帝——就是那位你必须为自己的信仰和行为来向他交账的上帝；只要你不感觉需要他，他就不存在。这种想法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不过它仍然是一种信心的跳跃。

   要正确而公平地质疑基督教，唯一的方法就是去察验每一个你所怀疑的地方，看看在其背后你所相信的是什么，并且找出你那样相信的理由。你怎么知道你所相信的是真的？如果你要求基督教提出的证明，比你要求自己为自己信念所提出的证明更多——常常都是这种情况——那么你就是有双重标准了，因此，为了公平起见，你也得要挑战自己的疑问。我的理论是，如果你能认清自己是根据什么信念来质疑基督教信仰，并且尽量找出能支持你信念的证据，就如你要求基督徒为其信仰提出许多证据一样，那么你就会发现，你的那些怀疑并不如它们最初所看上去那么有道理。

我建议读者两件事： 对于怀疑者，我建议你仔细检验怀疑主义所根据的那些未经实证的“盲目信念”，并且看看要向其他没有这些信念的人证明它们会有多大的困难；而对于基督徒，我也建议你仔细检验那些存在于个人和文化中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反对理由。当双方都这样做了以后，即使仍然保持原先的怀疑或原先的信仰，也将会变得更清楚明白自己的立场，并且更加谦卑，对于相反的立场会产生前所未有的理解和尊重的态度；而且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关系也会提高到只是不同意对方论点的层次，而不是一味地贬低对方。然而，这样的状态只会发生在双方都明白了对方认为最有说服力的论点之时；也只有在此时，“不同意对方论点”才会是无害和公平的。这样就能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表现出文明来，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属灵的第三路线？

   本书的内容是我这些年来与许多对基督教信仰有疑问的人进行讨论的精华。不论是在我的讲道里，或是在我与别人的接触中，我都尽量以尊重的态度来帮助那些对基督教信仰有疑问的人，去检验他们自己的信念基础，而在同时，我也敞开自己的信仰，接受他们严厉的批判。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将会探讨七个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反对理由和怀疑，都是多年来我听到别人所说的；我会以尊重的态度来提出每个怀疑背后所存在的另类信念。而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们则会探讨相信基督教的理由。

   根深蒂固的传统保守主义与世俗的自由主义若能以尊重的态度来对话，将是一件极大的美事，因此我盼望本书能推动更多这类的对话。不过，我以在纽约作牧师的经验来写此书，还有另一个动机。我刚到纽约时就发现，此处相信或怀疑基督教的情况，并不如专家以前所认为的那样严峻。当然，掌控文化事业的年长白种人多半是非常世俗化的，但是在多元族裔的年轻专业人士和劳工阶级的新移民中，各种各样无法归类的宗教信仰比比皆是，其中特别是基督教，正在快速增长之中。

   我认为这些年轻基督徒将是新的宗教、社会与政治局面的先锋，他们将会止息旧有的文化战争。当他们经历过对基督教的反对和怀疑的挣扎后，许多人接受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但他们并不属于当前自由派民主党或保守派共和党的分类之内。许多人发现，“文化战争”的双方都是将终极价值放在个人自由和快乐上，而不是放在上帝和公共利益上。自由派的个人主义所提出的是他们对于堕胎、性爱和婚姻的看法，而保守派的个人主义所提出的则是他们对于政府机构深深的不信任，以及对于贫穷的看法——贫穷只是因为个人没有尽到责任。然而这个新兴的、快速传播的、在城市里由多元族裔所组成的正统基督教教会，对于穷人和社会公义的关心远远超过共和党，而且他们对于基督教传统道德和性伦理的持守与关切，也大大胜过民主党。

   虽然本书的前半段列出了许多曾经有过怀疑的基督徒所走过的路，但是本书的后半段则是更正面地解释了基督徒在世界上所活出的信仰是什么。以下是我们教会三位成员的见证：

   琼恩毕业于一所长春藤盟校，在曼哈顿区居住和工作。因为她过度注意自己的外表，导致饮食失调，并且染上药瘾。她意识到自己正在自我毁灭，也察觉出自己没有任何动力来制止这样的虚掷生命——她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何不能自我摧残？她来到教会，想要了解上帝的怜悯并经历他的真实。她见了教会中的心理辅导员，辅导员帮助她将上帝的怜悯和自己的需要连结起来，结果发现她似乎无止境地需要被接纳。最后，她终于有信心自己去寻找上帝。虽然她不能确切地指出是在哪一个特殊的时刻遇见了上帝，但是她第一次能感觉到“上帝无条件地爱她，她真是上帝的女儿”，而她也渐渐地脱离了自我伤害的行为，从而得着自由。

   杰瑞是纽约市的一位音乐家，在保守的犹太家庭中长大。他的父母亲都因为得了癌症而受到很大的折磨和痛苦，母亲也已经因病去世了。他因为从小体弱多病，所以一心钻研并从事中医，同时也操练佛家和道家的打坐及静思，极为注重保健养生。当朋友邀他来我们教会时，他自觉没有任何灵性上的需要。他颇喜欢听道，可是“当讲道开始提到耶稣的事”时，他就不再听了。不久之后，他开始对基督徒朋友所表现出的喜乐，和他们对未来所拥有的那种他个人从来没有过的盼望，产生了羡慕之心，于是他就开始把讲道听完，发现那些内容所带来的知性挑战，是他从来不愿意面对的。最后出乎他意料的是，他在打坐时发现，“平日打坐的纯然寂静，居然常受到干扰，出现的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异象”。他开始向基督徒的上帝祷告，然后很快就察觉到，主导自己人生方向的思想竟是“远避受苦”。现在他看到这样的人生目标是多么无益。当他了解到耶稣为了拯救世人——包括他自己——而放弃身体健康和生命，他心中深深地受到感动。他得着了面对未来不可避免之苦难的勇气，也知道苦难临到时会有一条出路。于是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

凯莉也是毕业于一所长春藤盟校，她是一个无神论者。她十二岁的时候亲眼看到祖母死于癌症，并且看到两岁的妹妹因脑瘤而开刀，又作了化疗和放疗。当她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已经完全不相信人生有任何意义了。有几位基督徒同学向她分享信仰，但是他们的见证对于她就像是“种子撒在石头地上”，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当她的妹妹在十四岁因中风而瘫痪时，她反而转向上帝并展开更深的寻求。那时她在纽约居住并工作，遇见了未来的丈夫凯文，他同样也是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无神论者，在华尔街的摩根资产管理公司（J. P. Morgan）工作。他们对上帝的怀疑根深蒂固，但是他们对自己的疑问也有怀疑，于是他们参加了我们教会。他们的信仰追寻之路既缓慢又辛苦，而让他们持续在这路上走下去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看见许多有信仰的基督徒，在成熟老练和聪明才智上完全不输给纽约的任何其他人。最后，他们不但被基督教信仰在知性上的可信度说服，更被它对于生命的看法所吸引。凯莉写道：“身为无神论者，我自认为我的生活是有道德的，是关怀别人和关心社会公义的，但我发现基督教有更高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深深地指向我们的思想和内心。因此，我接受了上帝的赦免，也邀请他进到我的生命中。”凯文则写道： “当我坐在咖啡馆阅读路易斯（C. S. Lewis）的《返璞归真》（Mere Christianity）时，很快我就放下了那书而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针对基督教所宣称的信仰证据，真是多得不可胜数。’我了解到我的成就至终不能令自己满意，而从别人来的赞赏也转眼即逝；把生活仅仅当成是及时行乐的探险，其实是一种自恋和偶像崇拜。因此，我作了基督的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