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
致谢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对中国语言的早期研究
第二节 17世纪神学研究中的古代神学和索隐学思潮
第三节 中国索隐学派
第四节 1725年以前马若瑟的生活
第五节 艾蒂安·傅尔蒙

第二章 马若瑟致傅尔蒙的信札
第一节 1725年
第二节 1728年
第三节 1728年秋天
第四节 1730年
第五节 1731年
第六节 1733年
第七节 尾声

第三章 《汉语札记》
第一节 序言
第二节 第一编：关于口语和通俗语体
第三节 第二编：关于高雅文学作品的风格
第四节 傅尔蒙对《汉语札记》的评价
第四章 上帝在中国

第五章 马若瑟的索隐学理论
第一节 中国索隐学理论
第二节 《易经》和“《易经》主义”
第三节 白晋：中国索隐学派的创立者
第四节 马若瑟和白晋
第五节 马若瑟关于白晋的论述(1716年)
第六节 马若瑟的索隐学著作

第六章 关于中文的论述
第一节 《说文解字》
第二节 刘凝(二至)
第三节 《六书实义》
第四节 马若瑟致傅尔蒙信札中的索隐派观点
第七章 中国神话历史
第八章 语言学、神学和权力
第九章 安德鲁·米歇尔·拉姆赛——马若瑟的校订者

第十章 马若瑟的身后事
第一节 雷慕沙发现《汉语札记》
第二节 《汉语札记》的出版
第三节 《汉语札记》出版之后
第四节 诺伊曼的非难
第五节 英国驻宁波的领事——罗伯聃(RobeltThom)
第六节 甲柏连孜读到《汉语札记》
第十一章 马若瑟的索隐主义再度复兴
第十二章 结语
译名对照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序言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年到1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纪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后记
丹麦汉学家龙伯格的这部著作于1991年付梓，是欧洲汉学史和明清来华传教士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作品。书中探讨了法国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的生平及其重要著述。2005年蒙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之托，我开始进行中译本的翻译工作，本书有幸被列入了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编译丛刊”的系列出版计划中。
这样一部汉学名著的翻译并非易事，文中涉及到了历史、宗教、语言、神学、易学、汉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同时兼有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多个语种，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求教大家，反复核对，翻译过程历经数载，漫长而艰辛，其间我又经历了怀孕生女，使我未能在原定时间交稿，深感愧疚。我对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和关爱的每一位师长、每一位学友、我的家人，心存感激。因为没有他们，也就不可能有今日的这部书稿。
恩师张西平教授一直关心此书的翻译，百忙之中不仅仔细审校了全书，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还专门为本书撰写了数万字的序言。
我要感谢我的师妹骆洁。她在清华大学繁重的工作之余，毅然承担了第五、六、七、八章的翻译任务，多次和我一起讨论修订，推敲译文，精益求精。

文摘
1722年12月20日，康熙皇帝驾崩，皇四子迅速继位，年号为雍正。雍正皇帝完全不像他的父亲，他与宫廷里的耶稣会士没什么交往。事实上，他厌恶所有的传教士，认为他们是维持和平和秩序潜在的危险，就如同白莲教的教徒一样。
1723年6月，福建一位奉教的文人叛教，联合他的几位朋友给当地的县衙写了一封信，信中列数了对传教士的种种非难：比如他们在各处修建教堂，蛊惑民众，提倡男女平等，并劝说女孩子成为修女。这封信导致了福建总督和巡抚下令驱逐省内所有的传教士，命他们移居澳门。官员们向皇帝禀报了此事，雍正皇帝于1724年1月11日认可了他们的决定，并将这一命令推行至全国。
除了极少数在宫廷的耶稣会士以外，其他的传教士都在6个月内被送往澳门，由一位负责他们安全的官员监管。那些从康熙皇帝手里领到过“票”的传教士，都要将票上交给当地长官，然后集中送往宫廷后进行销毁。
在宫廷的耶稣会士——白晋、巴多明、雷孝恩（Jean—BaptisteR6gis，1663—1738）和冯秉正（Joseph—Francois—Marie—Anne de Moyr4acde Mailla，1669一1748），借助皇帝的一个兄弟对传教士的同情进行活动，试图使皇帝收回成命，或者至少让传教士获准居留广州，在那儿他们才能与欧洲保持联系。最后，1724年7月皇帝陛下终于在最后一点上做了一些让步，命令广州的地方官允许传教士居留该地，“只要他们不给公众制造麻烦”。
但是，这些传教士一到广州，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继续开展传教的工作，结果导致1732年8月18日朝廷再次下令命他们三天之内迁居澳门。
在流放广州的8年里，有13位法国耶稣会士居住在法国传教会的所在地。在这里，除了马若瑟之外，还有龚当信（Cyr—Contancin，1670—1733），马若瑟在给傅尔蒙的信中多次提及这个羞怯的朋友。1731年，这位耶稣会士被他的上级派回法国汇报中国传教使团的不幸遭遇，1732年他死于返华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