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燕，1979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赴美留学。1996年获密西根大学机械工程博士学位，随后进入戴姆勒-克莱斯勒技术中心任汽车工程师至今。多年来，张海燕在任汽车工程师之余，还在美国大学选修了一系列英美文学、电影、美术、德文等课程，并从事诗歌创作和翻译。

序 ／ 王家新 Ⅰ
漫游者的超越（里尔克的心灵史）
一、  引子
二、  诗人的召唤
三、  罗丹，罗丹
四、  又一个先行者
五、  另一种真实
六、  转折点
七、  心灵的作品
八、  受召为赞美者
九、  贫困时代的离家与还乡
十、  寻找上帝的人
十一、果实里的核
十二、尾声
主要参考文献


里尔克诗选
上帝的宣告
向马利亚的预告
马利亚探望伊利沙白
马利亚的赞美
约瑟的疑虑
耶稣的降生
向牧羊人报喜
迦拿的婚筵上
拉撒路复活
最后的晚餐
橄榄园
受难
复活

序
著名诗人／王家新
大半年前，应留美作家、《蔚蓝色》主编宁子邀请，我答应为美国张海燕先生译的里尔克诗选作序，但读了张海燕自己关于里尔克“心灵史”的长文《漫游者的超越》后，我感到自己的这个序文已属多余。他这篇凝聚着多年心血的长文已把里尔克的人生历程、精神历程和一些最富有启示性的方面清澈地展示在我们面前。我自己是否还有更多的话要说呢？
要谈，还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谈谈对里尔克的接受。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里尔克，这样一位来自德语世界、带有“北欧”气息（见冯至1936年所作《里尔克》一文）的优异诗人就开始出现在中国诗人和读者的视野里了。
尤其是冯至在20世纪40年代创作的闪耀着异彩的《十四行集》，就令人振奋地突现出这种文学影响的实绩。冯至与里尔克，这已构成文学史意义上的“光辉的对称”。也许更重要的是，这种影响不仅成就和提升了一位诗人的写作，它还通过冯至，继浪漫和象征派诗风之后重塑了中国现代诗人的精神气质和形象。可以说，通过冯至创造性的精神传承，里尔克给中国新诗带来它最缺乏的东西。
里尔克的重现，是在20世界80年代的事。虽然在20世界70年代初期《世界文学》就刊有冯至译的里尔克的诗，但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当时北京的那批早期朦胧诗青年诗人们，那时让他们激动的是戴望舒译的洛尔加（一位诗人，死于战乱）。20世界80年代是一个富有精神诉求和冲动的年代，里尔克成为最受中国诗人和读者注重的诗人之一。我自己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里接触到里尔克的。
1981年初，我第一次在袁可嘉等编选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11月版）中读到冯至译的《秋日》《豹》《啊，诗人，你说，你作什么》等十首诗和《布里格随笔》（本书也译为《马尔特手记》）片段，接着又在卞之琳的一本译文集《西窗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版）中读到里尔克的早期名作——长篇散文诗《旗手克里斯多夫•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这些构成了我与里尔克最初的相遇。最初的相遇往往最珍贵、也最难忘。
尤其是冯至的那一组译作，对于刚刚走上诗歌之路的我，无疑是一种照亮和提升，它给我带来的内在震动与激荡，它所闪射的贵重的光辉，使我至今仍怀着感激之情。
当然，并不限于一时的好奇和着迷。几乎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这正是我一生所需要并认同的诗人。这样一位诗人给我带来的，绝不仅仅是几首好诗或一些新奇的句子，而是对我的一生都无比重要的东西。我至今仍难忘第一次读冯至译的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第一封信》时所记住的那些话，它在我内心所引起的战栗已超出了一切言语：“我必须写吗？你要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答复，若你以‘我必须’对答那个严肃的问题，那么，你就根据这个需要去建造你的生活吧！”“你的职责是艺术家。那么你就接受这个命运，承担起它的重负和伟大。”
这样的教诲之于当时的我，真是比创伤还要深刻！它使我从此看清了一种未来。可以说，正是从里尔克那里，以及从叶芝、曼杰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米沃什这样的诗人那里，我才更深入地领会到何谓“诗歌精神”，或者干脆说，意识到我们自身的命运。因此，这不是一般的影响，借用《布里格随笔》中的一句话，“它们（会）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
这还使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光辉的例证：帕斯捷尔纳克。
大概在40岁时，他把他的第一部自传性作品《安全保护证》充满感激地献给了里尔克——为他还是一个少年时和父亲一起在火车上与诗人的一次相会，为他自己所曾受到的里尔克诗的强烈影响。那时里尔克已逝世数年，但在该书后记中，帕斯捷尔纳克仍以“您”相称与诗魂进行对话。富有意味的是《安全保护证》这个书名——那么，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一些什么样的精神事物，在艰难多变的命运中，庇护着一位诗人的一生？
1997年秋，我到德国斯图加特附近一个古堡作半年的访问作家，在我随身带的书中，就有一些里尔克和策兰的中、英译本。古堡位于远离尘嚣的山坡上，正是一个用来读书、沉思的所在。尤其是国内新出版的一大本《里尔克诗选》（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11月版），应和了我全面了解、深入阅读里尔克的愿望。更重要的是，那时我在个人家庭生活发生变故后，又面临着一个极其艰难的人生的关口。一种难以言说的精神沉痛，使我对里尔克这样的诗人再次有了深切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下，我似乎也比任何时候都更能进入到里尔克的精神世界及其内核中。从古堡那里远眺山下苍茫的山川和隐约的城镇，我每每会想起（或念起）《致俄耳普斯的十四行诗》中的一首诗：

苦难没有认清，
爱也没有学成，
远远在死乡的事物

没有揭开了面幕。
唯有大地上的歌声
在颂扬，在庆祝。
（冯至译）

一方面是深切的悲哀和无望，另一方面却又是不可遏止从大地上升起的赞颂。它是哀歌，但又是赞歌；是对人世苦难的揭示，更是对天意的充满感激的领受。这样的诗，每次读都使我备受感动，甚至禁不住泪涌。它让我通过一双泪眼看生活，更让我意识到什么才是伟大的艺术。恰如里尔克的传记作者霍尔特胡森所说（中译本见《里尔克》，三联1988年版，魏育青译），诗人后期的《杜伊诺哀歌》和《致俄耳普斯的十四行诗》，有力地恢复了德语诗歌自克洛普斯托克、歌德、荷尔德林以来那种“哀歌兼赞歌”的诗性传统（张海燕的诗人传记中对此也有论述）。而这对我至关重要。它不仅帮助我在人生难熬的长夜中朝向一次艰难的超越，也使我再次领悟到一个诗人的“天职”。诗人的天职就是承受，就是转化和赞颂，就是深入苦难的命运而达到爱的回归，达到一种更高的肯定。因此我在那个秋冬写的带有自传性质的长诗《回答》，就以“苦难尚未认识”作为题辞，在其结尾部分，还引用了《杜伊诺哀歌》第十首中的开头两句“愿有朝一日我在严酷审察的终结处，欢呼着颂扬着首肯的天使们”（绿原译本）。“里尔克”的再次出现，就这样有力地校正并规定了一首诗、一种人生的方向。
而在今天，这一切似乎都成为遥远的往事。世俗的无所不在的力量日复一日地削弱着人们对诗歌、对精神事物的感受力。里尔克正在离我们远去，或者说显得愈来愈不合时宜。人们甚至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口吻来谈论他了。在这方面，有位很有影响的著名诗人2004年发在《收获》上的一篇长文（该文后又收在他的文集《时间的玫瑰》中）颇引人注意，在该文中，这位诗人一上来就说里尔克的诗“在我看来多是平庸之作，甚至连他后期的两首长诗《杜伊诺哀歌》和《致俄耳普斯的十四行诗》也被西方世界捧得太高了”。《杜伊诺哀歌》“由于包罗万象而显得空洞浮华”。他甚至还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没有脱离基督教的话语体系，这从根本上影响了他在写作中的突破。”
对里尔克每个人当然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在今天，我们也需要从某种盲目崇拜中摆脱出来，以一种更清醒、更富有历史感的眼光来看问题，但上述这种轻率的口吻、不负责任的评说却是我怎么也不能接受的。在我看来，这甚是对诗歌之尊严和精神之尊严的贬低。从里尔克的大量诗作中去找几首“平庸之作”并不是一件难事，这无损于里尔克的光辉，难就难在深入进入他的世界，并由此意识到我们自身的那些致命性的贫乏。尼采曾这样说过：“如果我们不能胜任善，善就令我们讨厌。”的确如此。
当然，我在这里无意就上述问题展开辨析。里尔克那些丰碑般的诗篇就摆在那里，至今仍在期待我们，并且至今仍在对我们构成挑战。只要面对这位诗人（当然，最好是面对原著和那些优秀可靠的译文），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平庸什么叫不平庸，什么叫伟大什么叫优秀，里尔克恰恰是一个为现代诗歌提供尺度的诗人；同样，只要多读读里尔克包括张海燕译的诗人根据旧约和新约写的这二十多首诗，我们也会知道诗人所在其中的那个话语体系并没有“束缚”他，相反，恰恰为他这样的诗人探索人生和灵魂问题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张海燕译的这两组诗，不一定是里尔克的名作，但自有其特殊的意义，它们不仅深切体现了诗人的信仰诉求，也体现了一种里尔克式的追问和极富创造性的对正典文本的个人意义上的重写。读了这一切，我们也会意识到诗人晚期那两部有如神助的伟大作品绝不是轻易来到的——也可以说，那一阵响彻在杜伊诺海滨上空风中的声音（“谁，如果我呼喊出来，将在那天使的序列里听见我？”），其实很久以来就一直响彻在诗人灵魂的某个内在空间里。
里尔克仍是一个强有力的源头式的诗人。他不可能为人人所理解所喜欢，相反，他至今仍是一位对他的读者有所挑选和巨大要求的诗人。但无论怎样，他值得我们以一生来阅读。就像人们曾说过的那样，他全部的写作就是一部启示录，包含了极大的精神丰饶性。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里尔克一生所经历的两次富有启示性的“转换”：从“无形”进入存在，到后来从“大地”进入“无形”。许多研究者包括张海燕都曾深入分析了诗人从罗丹、塞尚那里所受到的启示和训练，其结果是形成了一种里尔克式的“观看”（或者说一种“视力”），这种观看使诗人从空泛的抒情回到事物本身，使被遮蔽的存在得以显现、到场，就诗歌语言而言，这种观看还给里尔克的诗带来了一种青铜般的永恒质感。但里尔克不可能满足于此。随着一种义无反顾的心灵追求，“大地别无选择，只能成为不可见之物”（诗人致其波兰文译者），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一次真正伟大的敞开和奉献，“眼目的作品如今已经完成，现在是心灵的作品”（见《漫游者的超越》），里尔克的后期正是这样一个“大地的转变者”。正是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转换中，他听到了这样的召唤：“艺术是万物的模糊愿望。它们希冀成为我们全部秘密的图像……以满足我们某种深沉的要求。这几乎是艺术家所听到的召唤：事物的愿望即为他的语言。艺术家应该将事物从常规习俗的沉重而无意义的各种关系里，提升到其本质的巨大联系之中。”（里尔克《关于艺术的札记》，卢永华译）而要担当起这样的艺术使命，正如诗人自己意识到的，“从诚挚到伟大的必由之路乃是献祭”（见《漫游者的超越》）。他走上了一条一般诗人都没有勇气和耐力走上的路。他最终成为被诗歌所挑选的人。杜伊诺海滨那个伟大时刻就是为这样的一生寻求所准备的，在那一刻，他仿佛凭借着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某种神异的力量，一跃而进入到生命的光辉之中，也正如霍尔特胡森所说，一举摆脱了“咏物诗”的个别性和囿于实物性，将全部人类存在、将所有个别卷入哀歌兼赞歌的洪流之中……
这样的旷世之作，不仅是一位诗歌圣徒的至高完成，也是整个现代诗歌的光荣。如同杜甫的《秋兴八章》，但丁的《神曲》，它令人惊异地显现了诗歌所能达到的境界以及它的兴发创化之功。杜伊诺城堡从此在人类的精神地图上永久地闪耀。
这一切，仍会对后来的诗人产生激励。那种进入现实而又不断摆脱其“常规习俗”拘束的努力，那种以毕生的心血来锻造一个与生活本身“古老的敌意”相抗衡的精神世界的使命，那种深入到“果实的内核”独自担当一部作品命运的勇气，那种进入到一种声音中言说的天赋，这些才是“里尔克神话”的核心内容。与其说里尔克在其《杜伊诺哀歌》中“扮演的是先知”，不如说他没有愧对“诗人”之名。他最终使俄耳普斯在一个衰败的现代社会得以复生。
最后我还要说的是，《杜伊诺哀歌》并没有因为这一切“显得空洞浮华”，它有着它最真实深刻的内在根基。它极大地拓展了“思”的空间和精神的可能性，但它自始自终都是根据诗人内心最深切的体验来“调准竖琴的音调”的。作为一个诗人，里尔克经受了一个敏感的现代心灵所经历的全部至深的精神磨难和危机，他对现代社会和文明的症状也一直有着痛切的洞察，这使他即使在从“大地”进入“无形”的转换中，也没有撇下他心灵的艰难、矛盾和悖论。这使他的诗，充满了复调的张力结构，并且永远带有一种超越尘俗而又面向人生的姿态。它仍在对我们的人生讲话，或者如张海燕所叙述的那样，在昭示着“生命的还乡”。比如说他的天使——“致命的灵魂的飞鸟”，就相应于现代人最深沉的精神饥饿及其内在搏斗，它既承诺着一种对更高现实的认知，但又包含着对我们的责备，并引领我们朝向一个断然的使命：“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的确，《哀歌》中的诗人，如张海燕所说“受召作为赞美者”，但同时也是这样一位与天使角力的雅各。
他的全部诗作，就充满着这样的真实的信仰精神。冯至当年，我想正是在这样的感召和激励下，独自走上一条“追求真，追求信仰”（冯至语）的荆棘路的。这也启示我们，在那些深刻影响了人类精神生活的作家诗人那里，除了审美之维，还有伦理之维；除了伦理之维，还有信仰之维。正因此，他们为我们的心灵所必需。他们没有坠入“审美的空洞”（西穆斯•希尼语）而是为诗歌赢得了尊严和充实的光辉。
也正是在信仰的不朽烛照下，作为工程师的张海燕先生，把他的业余时间全部放在对里尔克的倾心阅读和翻译上。仅此，就使我深受感动。我要以此文，作为对他和一切精神的传递者的谢意。
是为序。
                                                                                                   2006年2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