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爱修斯（480—524）是欧洲中世纪开始时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思想家，在逻辑学、哲学、神学、数学、文学和音乐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最后一位罗马哲学家”、“经院哲学第一人”、“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拉丁教父”之称。

前 言

最初想到出版《哲学的慰藉》是基于这本书在文化史上的地位，它和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与哈维尔的《狱中书简》并称为人类文明三大狱中书简。对思想者来说，狱中的境遇会令人更深来思考信仰与人生，或者说把人推到绝境来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这点可谓古今中外皆然。圣经中有著名的保罗写下的监狱书信，而司马迁在狱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更是千古绝唱。我们正是带着这种兴趣来关注波爱修斯的《哲学的慰藉》这本经典之作。
1．波爱修斯其人
本书作者波爱修斯（Boethius，480－524）是欧洲中世纪初期一位百科全书
式的思想家，在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被誉为“最后一位罗马哲学家”，“奥古斯丁之后最伟大的拉丁教父”。 波爱修斯出身显赫的罗马贵族家庭，包括他自己在内，其家族三代任罗马城的首席执政官。波爱修斯童年就失去了双亲，受到罗马元老院首领西马库斯抚养，后来西马库斯成为波爱修斯的岳父。西马库斯对波爱修斯影响巨大，据载他身上体现了基督教的德行和罗马传统的完美结合。西马库斯的敬虔以及对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浓厚兴趣都深深影响了波爱修斯。波爱修斯从小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可以说在他的时代很难找到任何人有他那么深的希腊文化功底，以致于中世纪近1000年人们大多从波爱修斯来了解希腊文化。
在波爱修斯的时代，罗马已经沦为哥特人的附庸，而波爱修斯的才华与品格受到东哥特王国国王狄奥多里库斯的赏识，并成为罗马执政官。波爱修斯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面对哥特人统治罗马的难堪局面，他致力于排除各种困难，服务于罗马人的罗马。他政治上的辉煌只维持了很短时间，世事无常，523年他被诬陷控以阴谋叛国罪，下在帕维亚监狱，于公元524年被秘密处死。而本书《哲学的慰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狱中写成的。
波爱修斯一生著述丰富，涵盖哲学、神学、逻辑学、数学、文学和音乐等多方面，而在每个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
2．《哲学的慰藉》一书的内容
《哲学的慰藉》既是一部论述神学和哲学问题的经典名著，也是文学史上的
伟大篇章。按照浙江大学胡龙彪博士的意见， 这本书采用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语言表达基督教的神学内容。全书散文与诗歌交替，描述了作者与代表理性的哲学女神一起探讨人生与信仰的过程。
  全书分五卷。第一卷描述自己的境遇；第二卷，他指出世俗的幸福不可靠；第三卷，讨论最高的幸福和至善；第四卷，论恶的本质；第五卷，讨论天命与人的自由意志的关系。全书以善恶问题为中心，劝诫人弃恶扬善，向上帝复归。
  在恶的问题上，他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缺失说”，即认为恶是善的完满性的缺失，因而肯定了善的一元性和至善的存在。而这一点，正是神学上的终极源头一元论的根基所在。
3．《哲学的慰藉》的历史影响
《哲学的慰藉》可说是波氏最伟大的作品。从一个身居高位的要人，沦落到
监狱中，面对人生的失丧，波爱修斯内心极其痛苦。而在《哲学的慰藉》书中，他把自己的苦痛一一陈明，最后在信仰中获得自由。这个思辨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医治的过程，最后获得面对死亡和人生终局的智慧和宁静。本书关于人类幸福以及如何在苦难和失望中达到幸福这个主题不断与一代一代人的经历相遇。
在其写作后到文艺复兴的1000年间，这本书是欧洲最流行，也最有影响的
书，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奠基之作。尤其10－12世纪，有文化的人都读波爱修斯，以至于人们把10－12世纪称为波爱修斯时代。在文艺复兴时期，这本书深深影响了乔叟和但丁等人。甚至有当代学者如伯内特认为，这本书是仅次于《圣经》而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产生最深刻影响的书，是西欧全部文化精髓的来源，因为这本书涉及的重大问题，如命运与天命，上帝的预知与自由意志，上帝的永恒性与时间等吸引了1000多年来哲学家和神学家的全部注意力。  该书英译本译者Richard H.Green在前言中说：对基督教中世纪的读者来说，《哲学的慰藉》一书颂赞着理性或思考的生命，以及最终胜过不幸和低沉的可能性，而人只有在追求至善中才得着心灵的满足。  对波爱修斯来说，这至善乃是上帝。  
今天中国读书界开始在反思所谓一面倒的“黑暗中世纪”定调，越来越重视中世纪和近现代思想的不可割裂性，欣赏中世纪的思想成就，在这种背景下，《哲学的慰藉》的出版无疑颇有意味。
4．雅典与耶路撒冷是否相干？
到底哲学与神学是否相通，信仰与理性是否相和，希伯来与希腊是否有交汇
点，这点在历史上的争论此起彼伏。初代教父游斯丁等人致力于整合哲学与信仰，而特土良却明确说，雅典与耶路撒冷并不相干。这种论争持续2000年，从未间断过。
  在本书中，波爱修斯用哲学性的思考来讨论一些重大的神学和终极命题，这一点本身就会引起许多争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哲学性方法本身是建构任何思想不可缺少的，而奥古斯丁开创的“我信，所以我寻求理解”这一认识论路线也必然提供理性思考的合理性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在于哲学方法是否可以用于研讨神学问题，而是哲学是否把自己作为终极性的源头；若哲学把自己作为源头，则变成理性的专权，失去自身在终极面前的合法性。哲学家的抽象的上帝和启示中的位格性上帝是迥然不同的，这中间断无可通之处，但在对话的层面和思想建构的层面上，哲学却可为神学提供清晰性和运作规范。正是在这点上，波爱修斯同时作为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就并不矛盾。
旧约的箴言开篇就有拟人化的智慧在街市上呼喊，警告不要拒绝智慧，而这个“智慧”在希伯来原文就是用的阴性名词。波爱修斯书中的哲学女神是否与此传统相呼应还是纯粹巧合？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怎样，希伯来传统中的信仰人生所必然带出的是有智慧的人生，这正是强调信仰的希伯来文化和强调智慧的希腊文化的交汇之处。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哲学女神”这个提法，显得颇有些希腊异教的意味。英文版里用“Lady Philosophy”，直接翻译是“哲学女士”，丝毫与基督教信仰反对拜偶像不冲突。不过中文直译为“哲学女士” 似乎很难表现书中的超然性氛围，因此我们思考再三，还是决定用“哲学女神”来指称拟人化的哲学。此处用到女神，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各种神灵无关。C.S.刘易斯在其经典作品《裸颜》中也有此等手法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