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BN | 作者 | 出版社 | 出版日期 | 开本/介质 | 页数/字数 | 印次/印张 |
|---|---|---|---|---|---|---|
| 9787303264131 | [美] 菲利普·S. 戈尔斯基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21-2-15 |
作为一项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本书将历史个案并置比较，以阐明和提炼关于宏观社会变化的理论观点。大多数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以国家为个案，本书却讲教派作为个案，在作者看来，宗教改革引发了一场波及广泛的深刻规训过程，可以称之为规训革命。这场变革大大增强了近代早期国家的权力，其影响在信奉加尔文主义的若干欧洲地区最为深远和彻底。这一观点兼具福柯与韦伯的色彩，堪称对近代国家形构最富原创性和启发性的研究。
本书入选美国社会学会前会长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评选的2000—2012年十大社会学理论著作。
菲利普·S. 戈尔斯基，耶鲁大学社会学与宗教研究教授、比较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曾获美国社会学会理论议题设定奖、最佳比较历史社会学论文奖以及科学研究宗教学会最佳论文奖，在历史社会学领域的贡献享誉世界。
代序
前言暨致谢
绪论
第一章：灵与肉：近代早期欧洲的加尔文主义、规训与国家权力
第二章：自下而上的规训革命：低地国家
第三章：自上而下的规训革命：勃兰登堡-普鲁士
第四章：从比较视角看社会规训
结语
参考文献
人并非生来适应社会,而是被规训如此。(Man is not fitted for society by nature,but by discipline.)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论公民》(De Cive)
本书理论视角与国家创建领域多数研究之间的不同,不妨以一个常见的比喻加以概括,那就是身体政治,更具体地说,就是关于身体政治的那幅著名画像:霍布斯的《利维坦》初版卷首插图(见上页)。在图的上方,国家这个利维坦巍然耸立,双臂外揽,右手持一柄象征世俗权力的剑,左手拄一把象征教会权威的主教权杖,头戴王冠象征君王,身体则由君王的臣民所合成。画像的底部有两列小图,左边一列代表不同层次的世俗权力,包括士兵、军械、火炮、王冠和城堡,右边一列代表各种层次的精神权威,包括教会法庭、逻辑和论证的工具、表示神的介入的闪电、枢机主教的冠冕和一座教堂。
这幅图有许多不同的解读方法。一种可能是从上往下看。[ 马丁尼奇(Martinich)做出了这种解读,参见A.P.Martinich,The Two Gods of Leviathan:Thomas Hobbes on Religion an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appendix C。]这种解读源于利维坦的庞大体积以及在整个构图中的突出位置。由此,这幅图似乎是比喻王室权威源于顶层的特性。[ 关于王室权威的上源理论(descending theory),参见Walter Ullmann,Principles of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Ages,London,Methuen,1966。]张开的双臂属于世俗的法官,他凌驾于文官政府与教会之上,随时推行上主的律法,并以手中的剑来确保律法的执行。这可能是对这幅图最为流行的当代解读。
[ 2]这幅图同样也可以从下往上看。[ 这是布朗(Brown)所推荐的解读,参见Keith Brown,“The Artist of the Leviathan Title-Page,”British Library Journal,1978(4),pp.24-36。]这种解读源于方向朝上的战争与修辞武器,左右两列自下而上越来越轻灵、越来越超脱世俗的图案内容,臣民们向上仰望的眼神,以及剑与权杖向上的指向。如此,这幅图比喻脱胎于公民社会组织的文官政府的打造。张开的双臂这时可以被看作欢迎子民扑向他坚强和安全的怀抱与基督似的双臂,手里的剑则代表基督权威的世俗之臂。我们还可以在霍布斯的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解读。
另一个问题是,这幅图应当从左向右看,还是从右向左看?这事关如何理解《利维坦》中宗教权威和世俗权威的相对重要性,以及这些权威在国家机构中的适当关系。利维坦以较强的右手持剑,较弱的左手持杖,这似乎暗示世俗权力更为重要。但也有将教会之臂视为主导之臂的理由。例如,在世俗权威的代表物旁写有“质料”(matter),在精神权威的象征物旁则写着“形式”(form),这暗示了剑和权杖的关系是质料与形式,或强制力与律法的关系,从而,精神权威在根本上高于世俗权威。[ 参见A.P.Martinich,The Two Gods of Leviathan:Thomas Hobbes on Religion and Politics。]
上述解读究竟谁对谁错?我不打算在这里做出评判,而且也不确信存在正确答案。和大多数文本一样,这幅卷首插图在诱使我们找寻核心主题的同时,似乎包含了多重的、相互矛盾的含义,并未遵守逻辑规则。我在这里只想说,大部分人只是以一种方式解读这幅卷首插图,也就是自上而下、自右向左,而关于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是如此一边倒。本书尝试从相反方向重读国家的历史,也就是自下而上、自左向右。
本章旨在为这种新的解读奠定基础。它分为相互关联的三个部分。首先,我对近代早期国家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进行回顾,并评论其不足之处。具体来说,我认为,既有理论未能对荷兰和普鲁士的崛起给出令人信服且言简意赅的解释,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忽略了宗教改革的影响。其次,在第二部分,我对“教派化范式”(confessionalization paradigm)加以考察,这一范式近年来已成为近代早期研究的主流。教派化研究者并未忽视宗教改革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事实上,[ 3]他们对宗教、社会规训和国家创建之间的关系投入了相当多的关注(虽然以社会学的标准来说还不够系统)。但他们往往将这种关系视为一种常量(constant)。与此相反,我认为它其实是一种变量(variable);尤其在加尔文主义的语境中,社会 规训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最为显著。最后,我在第三部分讨论韦伯、福柯和其他社会理论家对宗教、规训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简而言之,我认为韦伯把握住了宗教与规训之间的关系,福柯将规训与国家的关联加以理论表述,但他们都没有把这三者放在一起考察。在此意义上,本书可以被视为韦伯与福柯研究的综合,甚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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