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 | 作者 | 出版社 | 出版日期 | 开本/介质 | 页数/字数 | 印次/印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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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60857886 | 【美】D.A.卡森(D.A. Carson)、道格拉斯·J.穆尔(Douglas J. Moo) | 同济大学出版社 | 2017-5 | 16 |
内容简介:
由基督教福音派学者卡森博士和穆尔博士合作撰写的《新约导论》,是新约学术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除了基本的议题外,本书对新约各书卷的作者、日期、来源、主旨、写作对象等历史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并且给出了新约文献的大纲以及背后的理据。作者还为广大研究新约的读者提供了每卷书的研究近况,并点出了每卷新约文献对正典的神学贡献,在相关议题的处理上,作者保证了学术性与客观的立场,其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是每个希望认真研究新约的人不能错过的经典导论。
本书特色:
•对圣经原典的大量引用
•对作者、日期、来源、主旨和目的地等历史问题的探究
•介绍每卷新约文献大纲及其背后的理据
•简述每卷书卷的研究近况及对正典的神学贡献
D.A.卡森(Donald Arthur Carson),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美国三一福音神学院新约教授。卡森教授著有《马太福音注释》、《约翰福音注释》(PNTC)、《新约引用旧约》、《再思解经错谬》、《认识苦难的奥秘》、《神的全权与人的责任》、《宽容的不宽容》等广受华人教会欢迎的著作。
道格拉斯·J.穆尔(Douglas J.Moo),英国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哲学博士,现任惠顿大学新约教授,著有《罗马书注释》(NIVAC)、《加拉太书注释》、《彼得后书 & 犹大书注释》(NIVAC)和《雅各书注释》(TNTC)等多本圣经注释。
缩写
•第1章 反思新约研究
•第2章 对观福音书
•第3章 马太福音
•第4章 马可福音
•第5章 路加福音
•第6章 约翰福音
•第7章 使徒行传
•第8章 新约书信
•第9章 保罗:使徒兼神学家
•第10章 罗马书
•第11章 哥林多前后书
•第12章 加拉太书
•第13章 以弗所书
•第14章 腓立比书
•第15章 歌罗西书
•第16章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第17章 教牧书信
•第18章 腓利门书
•第19章 希伯来书
•第20章 雅各书
•第21章 彼得前书
•第22章 彼得后书
•第23章 约翰一二三书
•第24章 犹大书
•第25章 启示录
•第26章 新约正典
人名索引
抄本流传
路加在其福音书一开始就评论说有“好些人”已经提笔作书,述说耶稣的事(路1∶1—4)。虽然有学者认为,关于耶稣或早期教会的任何实质性内容被写下之前,口述传统已存在相当长时间,但证据显示这一说法并不正确:耶稣降生的那个世界已经有高度的识字文明。由此看来,存在着那些构成新约正典的文本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文本最初手写在一些分散的卷轴上。一个很好的证据是,文字都是些大写字母,而且字与字没有间隙,也几乎没有标点。印刷术大约在一千五百年后才出现,所以其他副本也是手抄本。理论上,它们可以由专业抄写员来完成:在缮写室中,一个人以听写的速度读出经文,其他抄写员写下他读的内容,还有一个人对照原本校对副本——通常会使用不同颜色的墨水来修订经文。这种专业复制抄本的方式劳动消耗大,所以非常贵。无疑,大部分早期基督教新约副本都不是由专业抄写员来完成的,基督徒渴望再得到一封保罗书信,或一份关于基督的生平、传教、受死和复活的叙述记录,于是自己抄写,这就降低了价格。另一方面,心怀渴望和善意的门外汉所制作的私人副本,很可能比在缮写室里制作和校对的经文包含更多的抄写错误。
关于新约正典是如何成形的,我们会在本书最后一章略作讨论。在此,我们只需注意一点:随着新约经文副本数量的增加,随之便有三点形式上的变化出现了。首先,古抄本,即一种类似于现代书籍的装订书卷代替了卷轴,这使得读者无须卷取数英尺的卷轴而能快速地阅读经文。第二,大楷体(学者们称它们为“安色尔字体”[uncials])逐渐(尽管不是彻底地)让位于潦草但易于快速书写的行书。第三,由于早期教会(即使在罗马帝国中)是由高度多样化的群体组成,于是新约,事实上是整部圣经,不久就被翻译为其他语言。圣经的这些“版本”(也即译本)在质量上参差不齐。当时既没有版权法,也没有中央出版社,因此很快就出现由个人或教会制作,对他们的堂会来说是必要的诸多拉丁文、叙利亚文等版本。
今天,印刷机可以大量地印制成千上万完全相同的副本。但在每一副本都需手工制作的时代,如果经文冗长,持续的抄写所造成的意外错误就不只是集中于某一处了,每一副本与其他副本都会有差异。制作一个能全然忠于原本的副本所要面临的挑战也迅速增加。其后的基督徒,在根据一部副本制作另一副本时,会在旧的副本上标出他所认为是错误的地方,并在新的副本中予以纠正。但不幸的是,他认为是错误的地方恰可能与原本相同。例如,众所周知在《启示录》中存在许多语法异常之处。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仍有争议,主要看法有三种,亦有若干次要的见解。抄写员也可能会认为先前的抄写员引入了这些错误,便把它们“更正”为“正确”的语法——故而造成了新的错误。
历史和地理上的两个“意外”,又有助于决定我们之后所能获得的材料。首先,正如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源于君士坦丁大帝建立东都即君士坦丁堡的决定),教会亦是如此。在西罗马帝国,由于拉丁语是罗马的官方语言,且及时将希腊语排挤出了通用语(Lingua franca),因此很快在教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起初,有许多不同的拉丁文译本,但在4世纪末,罗马主教达马苏斯(Damasus)委任耶柔米(Jerome)制作将广为分发的官方拉丁文版本,间或在西罗马教会全面推行。经过几次修订,这一拉丁版本成为武加大译本(Vulgate),在西方盛行千年。相比之下,希腊人统治着东罗马,最终建立拜占庭帝国。在这一语言传统下,希腊文手稿得到使用与抄写的频率无疑大大高于西罗马。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陷落于土耳其伊斯兰教徒手中。当时许多东罗马学者带着他们的希腊文手稿向西奔逃,这助燃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其次,古代书籍的书写材料在某些气候下更易腐烂。由羊皮纸——处理过的兽皮——制成的书籍是最昂贵的。上等的羊皮纸被称作犊皮纸。更常见的当属由纸莎草所制作的书籍了。纸莎草是一种在尼罗河三角洲大量生长的植物,它含有旱芹和大黄的成分。经过切削、重压的长条可被粘着成为纸片。尽管羊皮纸比纸莎草要坚韧,但它们都是有机材料,易于腐烂,尤其是在潮湿的空气中。所以,保存得最好的原始古代手稿来自埃及炎热、干燥的沙地便不稀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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