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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异教徒到基督徒(纪念典藏版)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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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参数
ISBN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日期 开本/介质 页数/字数 印次/印张
9787540477271 林语堂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9 32
商品细节

【内容推荐】                                

本书主要记述了一代国学大师林语堂的生平及信仰之旅,是解读林语堂的珍贵资料。正文部分是林语堂多年探求信仰经验的记录,记述其在信仰上的探险、疑难和迷惘,与其他哲学和宗教的磋研,对往圣先哲言论的探讨等。附录部分包括“林语堂自传”和“八十自叙”,主要记述了林语堂的生平经历,信笔挥洒,豁达、从容的智者形象跃然纸上。

作者简介

国语大师林语堂出生在基督教家庭,大学时离开信仰,当了三、四十年的异教徒,六十五岁时又回归基督教。他自述回归基督信仰的过程。林语堂相信有许多人会设法从某种哲学或宗教找到对自己所作所为,自己的动机和命运的解释。但他认为人文主义不够,人类如果要继续生存,需要接触自身以外,比人类伟大的力量。而东方有东方卓越的道德教训和宗教制度,例如佛教和道教,可是他在这两种宗教中没有找到需要的解答。道教的先知,老子教我们回归自然和对进步的警惕的说教,亦不能帮助现代人解决问题。然而在基督信仰里面,上帝不再是无形的,祂经由耶稣变成具体可见,就是完整、纯正的宗教,而不是假设的宗教。

目录

绪 言
第一章 童年及少年时代
第二章 大旅行的开始
第三章 孔子的堂奥
 一、孔子那个人
 二、沉默的革命
 三、子思:内在的道德律
 四、孟子:求其放心
 五、以家庭为社会单位
 六、统治阶级
第四章 道山的高峰
 一、老 子
 二、庄 子      
第五章 澄清佛教的迷雾
 一、禅
 二、罪与业
第六章 理性在宗教
 一、方法在宗教
 二、现在的姿态
 三、可理解的止境
 四、知识所不及的剩余区域
第七章 物质主义的挑战
 一、死巷
 二、虚无
第八章 大光的威严
附录一 林语堂自传                    
弁 言
第一章 少之时
第二章 乡村的基督教
第三章 在学校的生活
第四章 与西方文明的初次接触                    
第五章 宗教
第六章 游学之年
第七章 由北平到汉口
第八章 著作和读书
第九章 无穷的追求
附记
附录二 八十自叙
第一章 一团矛盾
第二章 童年
第三章 与西洋的早期接触
第四章 圣约翰大学
第五章 我的婚姻
第六章 哈佛大学
第七章 法国勒克鲁佐
第八章 耶拿镇和莱比锡大学
第九章 论幽默
第十章 三十年代
第十一章 论美国
第十二章 论年老——人生自然的节奏
第十三章 精查清点

试读

第一章 童年及少年时代我生于十九世纪末。那一年是一八九五年,是中国和日本订立《马关条约》的那一年,条约规定割让台湾和承认朝鲜“独立”,就是甲午战争中国败给日本的第二年。中国惨败在日本手中,是因为清朝政府的寡后把准备建设近代海军的钱移去做现在北京市著名的景点颐和园的建造费。旧的颐和园已在一八六〇年为英法联军劫掠并焚毁,而这个无知又顽固的妇人和她的排外心理,促成了数年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曾听父亲说过义和团运动时那个寡后和皇帝逃走的情形,当时我五岁。查考年鉴,我发现订立《马关条约》那一年,同时也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发现X射线的那一年。                                
  童年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从教堂的屋顶滑下来。那个教堂只有一座房子,并紧挨着一栋两层楼的牧师住宅,因此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可以透过教堂后面的一个小窗望下去,看见教堂内部。在教堂的屋顶与牧师住宅的椼桷之间,只有一个很窄的空间,小孩可以爬上这边的屋顶,穿过那个狭窄的空间,从那边的屋顶滑下来。我记得自己曾是那个站在阳台上的小孩,惊讶于上帝的无所不在。我感到困惑,如果上帝真的无所不在,他是否就在我头顶上方几寸远的位置。我还记得曾为每日谢饭的观念而自辩,得到的结论是:这是对生活的一般感恩,我们对生活中的一切都该用同样的心情表示感谢,帝国的居民也该因为能生活在和平与秩序里而向皇帝表示感谢。童年是新奇的时期,站在牧师住宅的阳台上就能发现许多新鲜的东西。眼前是南山的十个峰,后面是另一座高山的石壁。我们的乡村深入内陆,四周被高山环绕着,被当地人称为“湖”。由这儿到最近的港口——厦门,差不多有六十英里,当时,坐帆船大概要三天。坐帆船的旅行,是另一种永远铭记于心的经验。因为住在南方,从乡村到漳州的西河河谷这一段路真是美不可言,不像北方的黄土岗光秃秃的。可是正因为深入内陆,到了离乡村约六英里的地方,河上不能行帆船,我们只得换一艘小很多的轻舟。这种小舟,真正是由那些船夫举起来渡过急湍的。船夫卷起裤腿,跳入河中,把船扛在肩上。童年的部分记忆和我所居住的这环山的村落有关,因为接近高山就如同接近上帝的伟大。我常常站着遥望那些山坡灰蓝色的变幻,以及白云在山顶上奇怪的、任意的漫游,感到迷惑和惊奇。它使人轻忽矮山及一切人为的、虚假的、渺小的东西。这些高山早就成为我及我信仰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使我感到富足,心里产生力量与独立感,没有人可以从我身上带走它们。这山还印证了《圣经》上的那句话——“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开始相信,一个人如果不能体会到把脚趾放进湿草中的快感,他是无法真正认识上帝的。我们家有六个兄弟、两个姐妹,而我们这些男孩经常要轮流到家里的水井汲水。学习打水很有趣。当吊桶到达井底时要晃动绳子,这样吊桶就会翻转过来装满水,我们不知道有抽水泵这种东西,因为那是煤油灯的时代。我们有两盏煤油灯,另外还有几盏点花生油的锡灯。肥皂直到我十几岁才进入我们的生活。母亲常用的一种是用大豆残渣做成的“豆饼”,它只生出一点点泡沫。刚有肥皂的时候,它的形状像一根方木条,农夫常把它放在太阳下晒干,使它坚实一些,在洗濯的时候才不会用得太快。父亲是当时前进的先锋。他是一个梦想家,敏锐、富有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他传授给他的孩子一切新的与近代的东西,培养他们对被称为“新学”的西方知识的强烈兴趣。母亲刚好相反,拥有一个被孺慕之情所包围的简单、无邪的灵魂,而我们兄弟姐妹常联合起来捉弄母亲。我们常编造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告诉她。她肯听,可是有点不大相信,直到我们爆出笑声,她才板起面孔,说:“你们又在戏弄笨娘了。”她为养育孩子,受了许多苦,不过好在我十岁的时候,我的姐姐们已经开始负担做饭、洗衣等家庭杂务。我们每天晚上上床前都要做家庭祷告,我们是在一个虔诚、相爱、和谐而有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长大的。别人常以为我们兄弟会争吵,可是我们从来没有争吵过。父亲是不随俗的。我们家的男孩不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梳辫子,而是留一种童仆式的短发。姐姐常为我们编一种便帽,就是厦门对面鼓浪屿街上法国水手们所戴的那一种。父亲是一个十分好动的人,在月色皎洁的夏夜,他常会一时兴起,走到河岸桥头附近传道,他知道那些农夫喜欢聚集在那里乘凉。母亲告诉我,他有一次几乎因肺炎死去,因为在收割月满后外出传道时流了很多汗,回家时没有擦干。他常建教堂,被派到同安传道时在那儿曾建过一所。我十岁或十一岁的时候,看见他建在坂仔的新教堂,教堂是用晒干的泥砖建的,顶上盖了瓦,外面涂上了石灰。当屋顶的重量渐渐把四周的墙压开裂的时候,出现了一场大骚动。住在六十英里外小溪旁的华西斯(A.L.Warnshuis)牧师,听说这种情形,从美国订购了一些钢条来。这些钢条用一枚大钉固定在中间,那枚大钉可以把钢条旋转到所需要的适当长度。它们连接在支持屋顶的木条上,螺旋钉一扭紧,钢条把木条牵拉在一块儿,大家可以清楚地看见教堂的屋顶被提高了几英寸。这是伟大而值得纪念的一刻。虽然父亲是牧师,却绝不表示他不是一个儒者。我记得曾帮他装裱大儒家朱熹的一副对联,用来张挂在新教堂的壁上。这副对联的字体大约有一方尺宽窄,父亲走了一趟漳州才取回这些墨迹的拓印本,因为朱熹做过漳州的知府。朱熹生于十二世纪,据猜测是因介绍女人缠足的方法而把“文化”带入我们这一省的。就我所见,他的努力不算成功,因为这省女人所缠的脚既不小,又不成样子。我最先和西方接触是在一对传教士住在我们家访问的时候。他们留下了一听沙丁鱼罐头与衬衣领子的一粒纽扣,中间有一颗闪亮的镀金珠。我常觉得它很奇怪,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他们走了以后,屋子里仍充满了牛油味,姐姐只好把窗子打开,让风把它吹走。我和英语书籍的第一次接触,是一本不知谁丢在我家的美国妇女杂志,可能是LadiesHome Journal(《妇女家庭》杂志)。母亲常把它放在针线盒里,用里面的光滑画页夹住那些绣花线。我相信,没有一本美国的杂志能用得这么长久。在建造教堂的时候,华西斯曾寄给我们一组西方木匠用的工具,其中有一个旋转机,我对这些东西十分好奇,觉得它们做得相当好。           父亲和华西斯牧师成为好朋友、好伙伴,因为华西斯牧师发现父亲对一切西方的与新的东西有兴趣。他介绍一份油墨印的名为《教会消息》的基督教周报给我们。他寄给我们各种小册子与书籍,其中有基督教文学与上海基督教会所印行的有关西方世界及西方科学的书籍。西学就是这样来到我家的。我相信父亲曾读过一切关于西方的有用的东西,我记得有一天他讥笑着说:“我读过所有关于飞机的东西,可是我从没见过一架,我不知道它是否可信。”这大约是莱特兄弟试验飞行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怎么得来的消息,可当他和我们兄弟谈到柏林大学和牛津大学是“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时,眼里射出亮光,似真似假地希望我们兄弟有一天能在那里攻读。我们家是一个绝对的梦想主义者的家庭。十岁的时候,我和两个弟弟离家去厦门上学,父亲断言本地学校不够好。因为旅程要花很多天,而且要花钱,寒假时我没回家,这等于离开母亲一整年。但男孩就是男孩,很快我就学会不想家,并沉迷于学校里面的各种活动,这包括赤脚踢从哑铃上锯下来的木球。这是学校里孩子们的普遍运动,但没有任何事像回到母亲身边那么令人快乐。进入被群山包围的坂仔河谷,还有一英里就到家,我们三兄弟不能再忍受船慢慢地摇,就起程步行。我们曾计划怎样向母亲宣布我们回来了,是在门外大喊一声“我们回来了”还是再一次戏弄母亲,用老乞丐的声音要一点水,抑或蹑行入家,找到她,然后突然对她大叫。这个世界实在太小,约束不住孩子的心,这就是那些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所称的“中国人的顽皮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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