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森是美国三一福音神学院的新约研究教授，他在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 主攻新约。卡森博士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圣经神学、历史上的耶稣、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希腊文法、约翰神学、保罗神学以及对苦难和罪恶诸问题。他写作并编撰了超过50多本书，包括《约翰福音注释》、《21世纪新约导论》、《认识苦难的奥秘》、《重访基督与文化》等等。

 前言
第一章  引言：不断改变中的“宽容”
第二章  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三章  宽容的历史之始末
第四章  比前后不一更差
第五章  教会与基督教真理之辩
第六章  还是有恶的存在
第七章  宽容、民主和多数主义
第八章  前路：十言

译者前言
马丽

D.A.卡森是一位新约教授和神学家，他也是一位敏锐的社会观察家、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他写作本书是为了回应这个时代一个普遍病症（即建立在相对主义体系上的宽容观），这个主题和内容不但适合对宗教现象有兴趣的人，也适合对思想史、社会学、神学、宗教与法律和政教关系感兴趣的读者。
卡森在本书中明确区分了对“宽容”的两种不同理解：虽然人们都用“宽容”这个词来表述，但一种宽容是建立在相信存在绝对真理的基础上的，另一种宽容是建立在相对主义基础上的。他指出，现代人把这两种宽容混为一谈，或者在讨论时频繁偷换概念，他们的这种缺乏反思，使相对主义的宽容观的危害越来越明显体现出来。
建立在相对主义之上的宽容观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观念，这不仅是美国社会价值观日渐分化的体现，也是其他现代社会的普遍困境。这也是研究世俗化的学者们普遍谈到的。所谓世俗化，指的是有关宗教、上帝、神圣的思想、价值观、制度在人类群体中，与宗教或神圣秩序为主导的年代相比，逐渐丧失影响力的过程。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认为，一个社会的现代性具备一些制度特征，包括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科学和技术成就，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大众传媒，现代高等教育等。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也指出，“对上帝信仰的衰退，尤其是宗教实践的衰落，已经触及整个西方社会公共和私人生活的中心，已然成为一种亚文化，成为一些人私下涉入其中的众多形式之一。”但大多数学者也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宗教的消亡，只是宗教信仰不再在公共领域活跃。既然公共传播领域不能只为一种宗教信仰提供平台，不能只为一位上帝提供舞台，人们就需要在公共领域中宽容这种多元化，而只把道德判断留在私下进行。这种公共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是很重要的。
卡森指出上述这种宽容观的演变，是始于一种前提预设上的转变。也就是说，关于宽容和不宽容的问题，是“在人们对上帝的认识之内展开的”。这还是延续了彼得•伯格的论点，伯格认为，世俗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发展，使得曾经为整个社会秩序提供“拱形”解释的体系，也就是宗教信仰提供的“神圣的帷幕”，也随之变成许多解释体系中的一种。此时现代人都很善于提出个人的解释，他们也普遍不再坚持有绝对真理，因为这种曾经在人类社会中占主导的“绝对性”宣称，如果在现代社会死灰复燃，似乎是不符合人们普遍持有的“进步观”的。但是，持进步观的现代人应该思想一下切斯特顿的话：“我们这个进步的时代是一个对何谓进步最没有把握的时代。”
卡森认为，对宽容和不宽容的思考，要回到一个更大的思想体系中展开。但首先要思考的一个历史问题是，人类社会秩序究竟是否有规律可寻？现代人究竟是已经远离了文明，还是在走向文明呢？社会学家涂尔干、马克思•韦伯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都曾指出，现代化是一个逐渐祛魅、理性化和分化的过程。这种分化，不仅仅包括日渐复杂的劳动分工，也包括公共与私人、宗教与政治、事实与价值、手段与目的的分离。这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一种历史趋势，连由清教徒缔造的美国也难逃此律。
托克维尔曾论述过，美国的民主制度是从植根于基督教信仰的美国人的“心灵秩序”中生发出来的，它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很多物质上的祝福，也塑造了美国人极具创造力的品格。但是，它也暗藏着一种危机：美国人在实践领域（不论是经济、政治或文化）取得的成功，会使他们倾向于更依赖技术理性和追求物质舒适，这样的话，他们就会越来越厌恶超然的事物。
全球化、城市化过程会强化相对主义的宽容观。因为，人口流动和复杂的城市环境会增强人群之间的“匿名化”，使族群之间彼此贴上非人格化的“标签”。切斯特顿曾在《异教徒》的开篇写了一个场景，来说明现代人如何竭力与“正统”的标签保持距离：
“从前，异教徒以自己不是异教徒而自豪。……可是如今，几个现代的术语就已经使他为自己是异教徒而自吹自擂了。他故意笑了笑，说：‘我想我的思想非常异端。’然后环顾四周，寻求掌声。‘异端’这个词现在非但不再意味着错误，实际上还意味着头脑清醒、勇气十足。‘正统’这个词现在非但不再意味着不正确，实际上还意味着错误。所以这些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人们现在不太在意自己的人生哲学是否正确了。……有一件事比因一个人的哲学观而将他烧死不知要荒谬、不切实际多少倍，那就是习惯于说一个人的哲学观无关紧要。”
他随后说，人们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在20世纪、大革命尾声时非常普遍，以至于原来占主导地位的“普遍理论”处处遭到轻视：“有关人权的教义，与有关人的堕落的教义一起被摒弃了；无神论本身如今对我们来说太具有神学性了；革命本身太制度化了；自由本身太约束了，我们将不作任何概括归纳。”他生动地刻画了现代人这种默然的道德观：
“现代人说：‘让你那些古老的道德准则见鬼去吧！我追求的是进步。’按照逻辑陈述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确定何为善，让我们确定我们现在是否在获得更多的善吧。’现代人说：‘朋友，人类的希望既不在宗教也不在道德，而在教育。’清楚地表达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确定何为善，但是让我们给与孩子们善。’”
相对主义在讨论何为善上是无能的，因为它认为，所有世界观都同样有价值，所有立场都同样成立，所有观点都没有对错、善恶之分。如果你对它的这种姿态皱一下眉头，它会纵身跳到最高道德的审判席上，宣布你是不宽容的。更让人不解的是，很多人会在这一罪名面前低头认罪，觉得宽容的确是一种需要持守的美德、和平气质，可以免去很多争论和硝烟战火。人们没有思考的事，这时候的“宽容”概念，已经被偷换掉了。他引用哈奇（Nathan Hatch）的话，“这一只宽容的小羊，往往在返回的时候，就以一头相对主义之狼的面目出现了。”
“宽容”的历史也是一部社会秩序史。卡森在本书中还讨论了宗教自由和宽容的定义和演变。他也用思想家的眼光透视了美国社会近些年来的很多公共事件（如基督教机构受到排斥、有信仰的医学专业人士拒绝施行堕胎和协助自杀、跨信仰对话、种族歧视、校园宣教等）及其影响，深度分析了这种相对主义宽容观的蔓延，和其问题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