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利斯特•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当代杰出的福音派神学家和教育家，曾任英国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历史神学教授、威克里夫学院院长；现任英国国王大学（King’s College）神学、宗教与文化中心主任。著述甚丰，包括《基督教概论》、《宗教改革运动思潮》、《历史神学》、《上帝的义》、《科学的神学》等几十部著作。

序
1      前言
呼求改革
谜的缘起
2      巴黎：思想的形成
无法确定的加尔文之巴黎时期
蒙太古学院
加尔文在巴黎学习的课程
巴黎的思潮
信义宗占据巴黎
3      徘徊的岁月：奥尔良及邂逅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的实质
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
塞涅卡注释
1533年的巴黎
万圣节演说
4      从人文主义者到宗教改革家：归信
5      日内瓦：第一阶段
宗教改革成为一种城市现象
加尔文之前的日内瓦
加尔文抵达日内瓦
1538一1541年在斯特拉斯堡的流亡生涯
重返日内瓦
6      日内瓦：力量的巩固
加尔文与日内瓦政府
教会法庭
塞尔维特事件
1555年的革命
加尔文成功的缘由
7      加尔文眼中的基督教：媒介
上帝劝说的话语
加尔文和法语
《基督教要义》
8      加尔文眼中的基督教：信息
《基督教要义》的权威性
加尔文的思想结构
1559年版《基督教要义》：概述
9      思想涌入：加尔文和法国
加尔文在法国声名见长
日内瓦的来客
法国加尔文主义的政治局面
法国加尔文主义的社会轮廓
10     运动起源
向罗马和全世界：加尔文影响的扩大
从加尔文到加尔文主义
一个宗教体系
11     投身世界：加尔文主义、工作和资本主义
韦伯命题
早期日内瓦的资本主义
加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法国的情况
加尔文主义的工作伦理与资本主义
12     加尔文与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
经济活力观在宗教层面上的合理性
加尔文与自然科学
美国公民宗教现象
加尔文主义与天赋人权
附录1 神学与历史术语浅注
附录2 参考书目：加尔文的著述
缩写词
参考书目
索引

序

   试图再次全面概述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的生平是无可非议的事。以这位卓越人物为中心的宗教、社会、经济与文化等问题，仍有待深入挖掘与研究。显然，加尔文已是欧洲历史长河中影响深远的人物。在现代时期曙光初露之际，也正是西方文明开始形成自己特有的形式之时，加尔文为个体与制度改头换面。另外，我们对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普遍认识，尤其是对加尔文的认识已更加深入，这促使我们对加尔文的世界、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新的认知。
　　认为历史就是“伟人的传记”，已不再是恰当的观念。尽管如此，某些人物如加尔文、马克思与列宁对历史的深远影响，却还是令这个观念有可信之处。加尔文发展出的思想、观点与结构，足以引发并支撑一场超乎其历史时期与个人特点之局限的运动。加尔文的重要性主要（但绝非单单）在于他的宗教思想家身份。鉴于“神学家”一词的现代意义，说加尔文是“神学家”虽然没错，但却含有误导性。如今，在普罗大众的观念中，神学家是遭教会与学术界边缘化的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们仅仅与同是神学家的人为伍，他们的思想与方法往往是源于其他知性训练。加尔文的宗教思想的新奇、力量与影响，使我们无法把他仅仅定义为一名神学家（尽管他确实是），这就如同仅仅把列宁看作一名政治理论家也不恰当那样。透过对语言、媒介及思想显著的掌握能力，对组织与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之洞见，以及对当时的宗教需求与宗教潜力的直觉感知，加尔文将宗教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加尔文主义成为当时的奇迹。
　　想要理解16与17世纪西欧与北美的一些宗教、政治、社会与经济历史，按理说就必须认识加尔文这位思想家的思想以及加尔文早期的追随者对他的重新解释与传播。加尔文的同僚、其思想的传递者以及其继承人的非凡活力与光辉，促使加尔文的思想成为史上最具威力的思想力量之一。在影响力与流行度方面，这一力量正好可媲美后来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德国宗教社会学家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表明，基督教只在两个时刻重大地改变了人类文化与文明： 中世纪期间，透过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式综合集成；现代早期，透过加尔文主义。探讨加尔文与他留下的衣钵，也就意味着细究现代史上罕见的时刻之一。那一刻，基督教影响了社会，而非迎合了社会。
　　尽管加尔文主义有其独特的宗教观点，但本文必须强调的是，它不是纯宗教运动。加尔文主义就像是从高山滑雪道上滚落的雪球，积聚了另外的物质并将之纳入自己的实质，因而改变了自己的形态与形式。即便是今天，这些思想仍以某种形态或形式悄悄地影响着西方文化。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基本上（至少有部分）以加尔文主义为基础，因此我们也许有理由说，连马克思主义也有可能不得不与源于日内瓦的这份西方遗产对话。
　　谈论加尔文，就是谈论日内瓦。“加尔文的日内瓦”这一词组，足以让人误解这位宗教改革运动家的地位，以及他在日内瓦自由行动的范围。虽然这词组充满了可能造成误导的含义，但它却因为强调了加尔文与这座城市之间紧密的互动而很有助益。加尔文影响日内瓦的名望与命运，甚至还创造了以这座城市为中心的神话［1］，这一点早已是历史上的老生常谈。如果说加尔文塑造了日内瓦，那么日内瓦也确实塑造了加尔文。这座城市对加尔文的影响是既微妙又细微的，而且按理说比他对这座城市的影响微小。虽然如此，这种影响却是存在的，这也是经过历史研究与神学评估确证后的结果。加尔文强调基督教不是在建立抽象的理论，而是直接触及社会与政治现实。这一点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个问题，即日内瓦的境况会不会是加尔文建立理论的标准状态。在某些有限但却重要的方面，日内瓦在加尔文的眼中，可能是上帝之城的范例。鉴于这种可能的重要性，本书拟探索日内瓦既有的经济、政治因素并假设对这位日内瓦主要的宗教改革运动家的思想的微妙影响。加尔文思想的某些核心方面，可能基本反映了当时日内瓦既有的政策、惯例与假定。
　　过往的鬼神论（demonology）或许终会走向终结，怀着这种认知来撰写一本书，是令人高兴的事。从前许多模式化的著作，千篇一律地把加尔文刻画为杀人不眨眼的独裁者，并把加尔文主义描述为愚昧的道德严格主义。这些描写都已过时（虽然这些模式化的描写偶尔会在一些挑起争论的著作中死灰复燃）。这种性质的著作，也许难免论及一系列与加尔文以及他留下的文化遗产有关的迷思。那些接受其中部分迷思的人，对此坚信不疑。斯蒂芬•茨威格（Stephan Zweig）就把加尔文刻画成日内瓦的大独裁者、冷血无情的男人（un homne sans coeur et sans entrailles），对这座悲情城市施以铁腕统治。茨威格这种影响深远的刻画手法，可说是缺乏任何充分的历史根据的，它与史实大相径庭，并且对日内瓦的权力结构与决策程序也缺乏认识。
　　同样的，一些人视加尔文主义或其在英国的体现也即清教主义在宗教上是令人扫兴的，思想贫瘠，而且对西方文化毫无意义，这主要是出于同时代的反加尔文主义人士的论战策略。这些人急切想要败坏加尔文主义的名声，而这也不难理解。英国高教会派托利党用具攻击性的负面词语描述加尔文主义，这不仅仅是对加尔文主义的防卫反应；在托利党眼里，这场运动更是对政治与经济现状的一大威胁。他们的认知已证实是正确的，因为英国内战正是以加尔文主义者的军事胜利告终。加尔文主义实现上帝之城的政治远见，这一点已然成了17世纪英国国教与国家的既得利益的一大挑战。托利党与高派圣公会描述加尔文主义的模式化手法，其所建基于其上的历史根据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模式化的刻画对后来批评加尔文主义的人仍然有着不当的影响。正如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在其对清教徒的主要研究著作中指出的：

与大众的印象相反，清教徒并不是苦行者。如果他一再有所警惕，认为创造物因为遭堕落的人类滥用而尽是虚空，那么他决不会崇尚刚毛衬衣与干面包皮。他喜爱美食、醇饮与家庭的舒适。虽然他对蚊子视若无睹，但当没酒的时候，也觉得水难以下咽。［2］

加尔文主义也不是知识进步的敌人。加尔文对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的看法，百年来一直成为许多人的笑柄。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 Dickson White）在其激昂论辩的《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论战史》（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1896）中写道：

在《〈创世记〉注释》（Commentary on Genesis）中，加尔文率先谴责所有坚称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人。为了确证这一观点，加尔文照例引用了《诗篇》第93篇，并且问道： “有谁敢将哥白尼的权威置于圣灵的权威之上？”

举凡后来论及“宗教与科学”的作者，无一不盲目地复述加尔文的这种说法，如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西方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然而，我们可以断然声称，加尔文在他所有的著作中，根本就没有写过这样的话，也没有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说加尔文曾经提出这种说法的第一本著作，是19世纪坎特伯雷圣公会大主教弗雷德里克•威廉•法拉尔（Frederick William Farrar, 1831—1903）写的。［3］而这种虚构的说法却影响了论及“加尔文与科学”的现代观点。究竟还有多少这一类迷思牢不可破地影响了我们对加尔文的看法，以后可见分晓。加尔文一直遭到严重歪曲，偏偏人们仍然普遍相信加尔文及后来的加尔文主义反对自然科学的“新知识”，这是件悲哀的事。
　　本书的主旨并不是要赞扬或谴责加尔文或他留下的文化遗产，而是要确立此文化遗产的性质与范围。它试图阐明这位不凡的人物的精神，并探索其观点的起源与结构，以及这些观点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本书所坚信的一点，不是加尔文是个圣徒或恶棍，而是对于关注一般现代社会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塑造的每一个人而言，加尔文值得他们深入研究。这种性质的著作难免需要频繁使用一些专业与历史术语。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阅读，本书收录了包涵这些术语的词汇表。在正文当中解释这些术语往往是不可能的，所以请读者参看词汇表。
　　这本著作的诞生，得感谢许多人。感谢英国社会科学院慷慨提供研究奖金，让我得以深入研究瑞士宗教改革运动；感谢牛津大学提供德尼尔与强森出国奖学金，让我得以在一些欧洲中心从事文艺复兴晚期与宗教改革运动初期的研究；感谢牛津威克里夫学院在这项研究接近尾声时，批准我暂时放下手头的学术工作。特别鸣谢以下机构，感谢他们的殷勤款待，以及让我免费使用他们那令人欣羡的资源： 国家图书馆、文学与哲学部图书馆、藏书楼（佛罗伦萨）；州立档案馆、大学公共图书馆、宗教改革运动史研究所（日内瓦）；历史研究所（伦敦）；博德利图书馆（牛津）；国家档案馆、大学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法国历史博物馆（巴黎）；瓦迪安那市图书馆（圣盖尔）；市档案图书馆、大学国家图书馆（斯特拉斯堡）；奥地利国家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维也纳）；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研究所、国家档案馆、中央图书馆（苏黎世）。特别感谢日内瓦宗教改革运动史研究所的法兰西斯•希格曼教授，感谢他为这本书的初稿提出宝贵的批评。本书若在论据与诠释上还留有什么错误，实属我一人的责任。


注释

［1］ Dufour, ‘Le mythe de Genève au temps de Calvin’.
［2］ Morgan, The Puritan Family, p.16.刻画清教徒的传统模式化手法，“主要是后期重建的创造物（postRestoration creation）”： C. Hill,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 p.293.
［3］ Rosen, ‘Calvin’s Attitude towards Copernicus’.“历史与思想研究译丛”



塞尔维特事件

　　如果市民生活中有哪一部分是市议会下决心大权独揽的，那就是司法工作。日内瓦司法当局在反叛日内瓦主教及其庇护者萨伏伊王室（Duchy of Savoy）之时，就攫取了民事和刑事司法权。我们已经知道日内瓦独立之前，主教权威的象征是市长（vidomne）。这位官员连同他的下属占据了罗讷河中央岛上的城堡，提醒人们主教对城市的统治权。1527年，主教的民事案件审判权转移给城市。随后的几年中，所有司法权威逐渐转给“日内瓦先生”： 刑事判决权移交到市政官手上，同时禁止由市内向市外的高等法庭上诉。事实上，高等执法权被视为城市独立的体现。若允许任何外界力量或个人影响日内瓦的司法，无异于侵害其来之不易的城市主权。［29］“日内瓦先生”压根就没打算容许外国人对城市管理的核心工作指手画脚。加尔文也许有权在教会法庭里暂时禁止教会中放纵的成员参加圣餐礼以示惩戒。然而，作为一介居民，他被严格排除在民事与刑事司法之外。记住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接着考察，既使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力量得以巩固，又招致他被诬为嗜血暴君的塞尔维特事件。［30］
　　比起其他任何事件，以异端罪名来审判处决迈克尔•塞尔维特一事，则更渲染了加尔文身后的名声。［31］学者们为何单单选中处决塞尔维特的事件——认为它比起德国在农民战争（1525）中的失败、围困明斯特（1534年）结束之后采取的大规模处决行动或罗马天主教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所执行的残酷处决政策更值得关注或意义更加重大——原因不甚明了。甚至在后来的1612年，英国的世俗部门在伦敦和利奇菲尔德（Lichfield）主教的吩咐下，还当众烧死两个与塞尔维特观念相似的人。法国也采用类似的残酷处决政策： 1547年5月至1550年3月，巴黎有39个人因异端罪名而被下令活活烧死。［32］《夏多布里昂敕令》（The Edict of Chateaubriant，1551年6月27日）废除了必须先经由议会核准，才能判处异端死罪的要求。从此，低级法院便有权自由处置异端分子。现代人对死刑反感，但16世纪的社会并非如此，反而将死刑视为清除不良分子及杜绝仿效者的合法又合宜的方式。日内瓦也不例外： 由于缺乏长期监狱（短期犯人在等待判决期间要自己承担被关押的费用），只有两个主要的惩罚形式可供选择： 流放和处决。另一个令人想不通之处，就是为什么塞尔维特事件会使人觉得可以彰显出加尔文的可怖。加尔文（及其同时代人）视异端之类的罪行为很严重的罪，因此他默认判处异端分子死刑，这多少说明加尔文有其时代性，而不能说明他是悖逆时代标准的残暴的另类人物。启蒙运动后的作家有充足理由抗议前辈残忍，但是单独锁定加尔文进行批判，则透露出一种几近使之蒙冤代过的选择态度。在加尔文至多只是间接参与事件的情况下，却发出这种批判，并忽略其他人和组织更严重的恶行，这使人不得不怀疑批判者的初衷。塞尔维特是加尔文一生中经历的唯一一位因宗教观念被日内瓦处以极刑的人，而同样的处决在当时其他地方屡见不鲜。
　　再者，对塞尔维特的审理、判决和执行（包括处决方式的选择），全部由市议会一手包办，而当时市议会正处在仇视加尔文的阶段。佩林派刚刚夺权，一心想削弱加尔文的地位。他们对塞尔维特的起诉——类似于后十年中发生的对伯尔尼的詹提利斯（Gentilis）的起诉——旨在标榜其无可挑剔的正统思想，从而为削弱加尔文的宗教权威作铺垫。为排斥加尔文参与此事，市议会彻底避开深受加尔文影响的正常教会惩戒工具——教会法庭。然而，事关重要的宗教争议，他们无法完全摆脱加尔文。他最初以间接的第一举报人身份参与此案。之后，加尔文又作了此案的神学专家证人，不过，当时的任何一位正统神学家，无论来自新教还是罗马天主教，都能够充当这个证人。
　　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探究这一点。一些批判加尔文的人似乎认为加尔文的整套宗教系统,因塞尔维特事件而不可置信。然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本人就曾在写作中明确支持对异端分子施以火刑： “如果异端者仍旧顽固不化，毫无回转的希望，那么教会应革除其教籍，使他与教会分离，以便他人能够得救，然后将他交给世俗的审判，以死罪将他从世上清除。”［33］许多现代人完全有理由不接受阿奎那这一点以及其他方面的思想——如维护奴隶制、对犹太人的态度、妇女天生低等的想法［34］,但这并不表示阿奎那的宗教和政治思想可以全盘否定。现代读者可以（也常常）做一定程度的选择，承认阿奎那很多观点受历史的局限，并继续肯定在他那里可以找到宗教及其他思想的丰富来源。我们对待加尔文也应该如此，而且必须如此。我们绝不是说，审判可以判处任何被牵连的人死刑。我们说的是，指出日内瓦市议会和加尔文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著作中找到充分的支持，也不一定就是对二者的态度和行为的辩护。但是，如果不能就此原谅加尔文，那么我们也必须把他置于他的背景情况中考虑，那个时代缺乏20世纪自由思想的诸多敏感触角，认为处决异端不过是家常便饭。
　　现代读者或许以为“异端”是指有别于盛行的正统思想的见解——正因如此，应该欢迎它们表现出的创造力和个人自由。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十足的20世纪的理解方式是16世纪的人们完全想不到的。对历史上主要的基督教异端的社会政治学的详细研究表明，那些异端不仅仅牵涉到思想，而是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政治目标。例如，古典后期的多纳徒争议（the Donatist controversy），虽然看上去只涉及关于基督教会本质的一些对立理论，然而争议的源头却在于北非当地的柏柏尔人（Berber people）与罗马殖民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神学问题常常作为一层虚假的装饰，遮盖了许多挑战社会政治现状及其“官方”宗教立场的社会与民族运动。［35］一般而言，中世纪时期的异端对公众之所以有极大的吸引力，并非反映人们对其宗教思想的兴趣，而是人们对其社会政治含义的感知。一个尤为明显的例子来自胡斯主义（Hussitism），即15世纪早期与扬•胡斯（Jan Huss）有关的一场运动。虽然表面上，这运动集中在教会本质等一些抽象的神学讨论上，但是它最主要的实力，在于有效吸引着波希米亚民族主义及其社会经济的规划。因为胡斯运动存在破坏稳定局势的潜在力量，天主教会被迫采取快速行动对付异端。此时受到威胁的不仅是教义，还包括教会的权力。
　　随着宗教改革莅临西欧各城，异端扰乱安定的倾向日趋明显。从一开始，宗教改革者（例如路德、茨温利、布塞和加尔文）和宗教改革的激进分子［如雅各•胡特尔（Jakob Hutter）］之间，就存在紧张的对峙。前者将宗教改革视为改革者与司法人员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协同行动的过程，后者则认为真正的宗教改革就是扫除现有腐败的社会及政治秩序。16世纪20年代，苏黎世市议会深感这类激进因素的威胁，于是竭尽所能阻止他们在城市中获得影响力。宗教改革的激进派，又称重洗派（Anabaptism），在宗教方面主要以拒绝婴儿受洗为特征： 然而在社会层面，其观点带有偏激的反独裁色彩，甚至包括共产主义的重要暗示。明斯特市在1534年被激进派控制［36］，这一事件证实了宗教改革的激进派对现存社会结构造成的严重威胁。尽管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市议会在很多事上意见相左，它们却一致同意异端威胁其城市的稳定，甚至生存。明斯特的命运——被迫经过旷日持久的血腥包围才被夺回——表明异端所涉及的影响远远不止思想而已： 它严重威胁城市的生存。没有一个城市承受得住这种搅扰。1534年后，斯特拉斯堡市议会为清除激进派的威胁所采取的极端措施，表明当时人们是多么重视这一威胁。［37］
　　日内瓦也不例外。一旦日内瓦当局认定他们当中出了一位偏向宗教改革激进派的异端分子，他们除了行动以外几乎别无选择，尽管严格说来，塞尔维特并不受日内瓦司法的管束。塞尔维特选择造访日内瓦的原因不甚清楚；也许像加尔文一样，他在逃往巴塞尔途中在日内瓦短暂停留。［38］他已被法国天主教当局宣告为异端，不过他从维也纳的监狱逃脱，前往日内瓦，并于1553年8月13日被捕。他刚刚发表一部名为《基督教补正》（Christianismi Restitutio）的著作。（也许是刻意与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相抗衡？）该书否定基督信仰“三位一体”的核心教义和为婴儿洗礼的传统做法。虽然加尔文认为前者严重得多，但从他抨击塞尔维特的激烈言辞来看（必须指出，这些攻击性的言语证实了加尔文留给大众的普遍印象，即随着年纪渐长，他变得越发气量狭小、尖酸刻薄），他对后者的反对却引起市议会的担忧。因为否定婴儿洗礼立刻将塞尔维特与重洗派联系在一起（重洗派的字面意思是“重新受洗的人”），而这个激进的宗教改革派曾在苏黎世、明斯特、斯特拉斯堡和其他地方挑起轩然大波。重洗派废除私有制，主张财产公用，并引进经济平等的原则［39］——简言之，他们对脆弱的日内瓦赖以生存的经济社会秩序构成致命的威胁。市议会几乎毫不怀疑威胁的真实存在。尽管加尔文以个人名义安排了对塞尔维特的指控和逮捕，但却是市议会（尽管对加尔文非常敌视）接手此案并积极起诉塞尔维特。［40］［这令一些外人感到惊讶： 沃尔夫冈•缪古鲁斯（Wolfgang Musculus）提及，他相信塞尔维特原先还期望从市议会对加尔文的敌对中渔利。［41］］应该说明的是，加尔文在其后的整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技术顾问或专家证人，而不是起诉人。8月21日，日内瓦当局致信维也纳，询问与犯人有关的进一步信息，特别索要逮捕塞尔维特的“证据、信息和逮捕令的副本”［42］。维也纳天主教当局立即要求引渡塞尔维特到维也纳受审。于是市议会给塞尔维特两个选择： 回维也纳或留在日内瓦接受司法判决。有趣的是，塞尔维特选择留在日内瓦。［43］
　　随着事态的进展，两个明确的选择摆在议会面前： 将塞尔维特逐出日内瓦或处决他。举棋不定的市议会向伯尔尼、苏黎世、沙夫豪森（Schaffhausen）和巴塞尔的盟友求教。所有的回答都清楚无误。［44］牧师圣职公会登记簿上的记录显示，1553年10月25日市议会决定如下［45］： “在收到巴塞尔、伯尔尼、苏黎世和沙夫豪森教会对塞尔维特事件的意见之后，议会成员判决将塞尔维特押往恰姆佩（Champey），处以火刑。”加尔文也许想起他在巴黎的某些朋友受火刑之苦，因此试图将处决方式改为更仁慈一些的砍头［46］，但没人理睬他。第二天塞尔维特即被处决。日内瓦没有职业刽子手。它的刽子手像狱卒和其他公务员一样是业余的。［47］这次火刑的执行笨拙之极。
　　1903年，在当年处决塞尔维特的现场竖起一座花岗岩纪念碑。碑文谴责“属于他那个时代的错误”。然而，可叹的是，每一个主要的基督教团体在追溯自己在16世纪的历史时，都会发现其操守记录上溅满鲜血。罗马天主教、信义宗、改革宗和圣公会都曾直接——或像加尔文一样间接地——宣判处决过他们自己的塞尔维特。公正地说，将加尔文单列出来的做法是不恰当的，好像他是这股邪风的始作俑者或者特别有力的可耻支持者，而其同辈则大都思想开明，期望废除这一刑罚一样。1553年12月11日，艾蒂安•勒•科特（Etienne Le Court）因提倡“妇女要传讲福音”及其他言论被卢昂的宗教法庭当众羞辱、绞死并焚尸，这一案件也许远比塞尔维特事件更加令人不安。或许，历史学家们当和其他人一样，好好磨一下自己的钝刀了。
　　塞尔维特事件的后续影响非同小可。日益偏向自由主义政策的巴塞尔对此事感到震惊。［48］期待更现代的观念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里奥（Sebastian Castellio），在巴塞尔写了一本小册子，强烈支持对宗教事务（以及其他所有事务）采取宽容态度。它促使西奥多•德•贝扎提出一条极富影响力的政府理论来解释市议会的行为并为其辩护。［49］塞尔维特事件还将加尔文越发推到新教阵营的前沿，巩固了他作为宗教作家和思想家的显赫声望： 德国及其他地方仰慕他的同行发来一封封信件，表明加尔文已被新教人士视为纯正信仰的维护者。尽管加尔文在日内瓦仍十分孤立，但这种情形正开始改变，而这种改变于1555年的革命中达到了顶峰，这场革命永远确立了加尔文在日内瓦这座城市中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