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里夫斯（Michael Reeves），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系统神学博士，英国联合神学院院长，著有《司布真的人生智慧》《以三位一体为乐》《发现宗教改革的核心》《世纪之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良善之神》等。

中译本导言
宗教改革运动重要历史地点图
引言  这是我的立场

第一章  回望中世纪的宗教：宗教改革的背景
第二章  上帝的火山：马丁•路德
第三章  士兵、香肠和革命：茨温利和激进改教家
第四章  黑暗过后是光明：约翰•加尔文
第五章  热情如火：不列颠的宗教改革
第六章  对宗教改革的再改革：清教徒
第七章  宗教改革结束了吗？

宗教改革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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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导言

     
追寻路德遭遇雷雨的那一夜  
   
马丁•路德的传记《这是我的立场》，以路德的雷雨经历作开始：

1505年7月一个闷热的夏日，在斯道特亨萨克逊村郊一条晒得焦干的路上，一个孤单的旅客拖曳着疲惫的身躯踽踽独行。他看来颇为年轻，个子短小精悍，一身大学生的打扮。将近村子的时候，已是四野昏朦，阴霾密布。突然间，洒下一阵骤雨，跟着便雷轰电掣，哗啦哗啦地倒下了倾盆大雨。一鞭闪电，撕裂了天际的沉郁，年轻人一跤摔在地上；他好不容易地挣扎起来，声色凄惶地喊着说：“圣安妮（St.Anne），救我！我愿意作修道士。”
   
另一本传记《路德： 站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人》，则以路德的临终作结：
   
“可敬的牧师，在死亡来到之时，你会坚守基督和你所宣讲的教义吗？”
   
“是的，”路德清晰地最后一次回答。1546年2月18日，即使在他弥留之际，在艾斯莱本，远离自己的家，马丁•路德仍然无法逃避最后一次的公开考验，不能在临终最个人的一刻享有最后的隐私。他的长期密友犹士都•约拿斯（Justus Jonas），在哈雷城的牧师，赶紧传召证人来到床边，摇动这个垂死之人的手臂，唤醒他最后的精神。路德时常祷告要有安宁的一刻，在生和死的事上信靠上帝，借此抵抗那最终、最痛苦的敌人撒但，这是上帝使人得释放、脱离罪恶的压迫的礼物。它把痛苦转化为不过一刻的短暂打击。
   
《这是我的立场》一书的作者罗伦•培登（Roland H.Bainton），系美国耶鲁大学教会史学家，文笔流畅且间带幽默，将16世纪维滕堡大学教授与修士路德，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相对于罗伦•培登直述式的传记，荷兰史家奥伯曼（Heiko A.Oberman）写的《路德： 站在上帝和魔鬼之间的人》则明显采用历史分析的写作方法。后者重在分析与反思，而非重现路德生平。两位学者不单文风不同，写作形式有异，且在解释路德的神学突破时理念也相异。培登全书的重点之一是强调路德的灵性危机与“焦虑”（Anfechtungen）。路德使用该词来形容自己面对的试炼，他在上帝面前的深度挣扎，有如《诗篇》90篇中提到的“隐恶”（诗90： 8）。这个词也广为半世纪前研究路德的德国学者所普遍采用，用以解释路德的转变与改革。奥伯曼则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当时出现了一种新奥古斯丁派，由此影响了路德对救恩的看法，继而产生了改教运动。
   
“伊拉斯谟下了一个蛋，马丁•路德把它孵出来。”这句俚语忽略了历史上还有许多可能的改教先驱，比如英国的约翰•威克里夫（1384年离世）和捷克的约翰•胡斯（1415年被烧死）。而就路德的思想渊源而言，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可能选项。罗伦•培登在他的路德传记中，花了许多篇幅来描述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施道比茨（Johann Von Staupitz）与路德的关系。1511年，路德从爱尔福特迁到维滕堡。有一天，施道比茨在一棵梨树下，劝导路德进修神学博士，并留在维滕堡大学任教。施道比茨具有神秘主义思想，也是路德的告解神父，但他一生效忠罗马教廷，不可能成为改教家路德的启蒙者。他临终时（1524年）引用《箴言》17： 17来描述他与路德的交情：“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
   
另一早期观点认为，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是改教运动的启蒙源泉。19世纪德国著名学者狄尔泰曾说，唯名论是西方理性神学的掘墓人，瓦解了中世纪的形而上学。
   
阿利斯特•麦格拉思在《宗教改革运动思潮》一书中，介绍了中世纪晚期经院主义中的唯名论，其中心思想是区分信仰与理性，恩典与自然，尤其强调上帝的主权和旨意，但亦注重自由意志与恩典的合作，故而可能会高举人的意志在救恩上的作用，而这正是奥古斯丁所反对的。但唯名论（又名新路派）对上帝主权的重视，似乎是与路德及加尔文一脉相承，特别是唯名论对哲学的排拒，十分类似路德在海德堡辩论（1518年）中以十架神学对经院哲学的批判。但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仍然无法在正反双方的论争中，确证唯名论的真正影响力。
   
奥伯曼则主张路德深受新奥古斯丁主义的影响。他的路德传记的第二部分的主题即为“意料之外的改教运动”（Unintended Reformation）7，这符合大家的共识，即路德、加尔文、茨温利、英格兰清教徒与小教派的激进改革者，都是在没有全盘计划的情况下，无心插柳柳成荫。其中一章为“改教运动的突破”，这是每本路德传记或改教运动史都必处理的问题。奥伯曼尝试证明，当时的维滕堡大学出现了一种新思潮，以前常被误以为属于唯名论，其实是自成一体的新神学，他称之为“奥古斯丁式的新路派”。新路派的根源不在中世纪神学家，如托马斯、司各脱或奥卡姆的威廉，而在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其代表人物是里米尼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Ramini)，故又称“格列高利派”。该观点的特别之处在于强调在改教前夕出现了一个被人忽略的奥古斯丁神学的复兴。这一神学思想重新强调恩典的优先性与上帝的主权；改教运动的源起不是一些被火烧死的改革先驱，也不是一群中世纪末期探讨形而上学的哲学家，而是那位公元4世纪北非的“恩典博士”奥古斯丁。此种维滕堡的奥古斯丁神学，使路德可以借此全面抗拒经院哲学的入侵，也能过滤掉唯名论着重人的意志的帕拉纠主义。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奥伯曼的观点，麦格拉思就提出了五点异议。819世纪的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华腓德(B.B.Warfield)这样总结改教运动： 从内部而言，改教运动是奥古斯丁的恩典论胜过了他自己的教会论。这句名言表明改教家如路德与加尔文都深受奥古斯丁的影响，而且天主教与改教家双方辩论时都援引奥古斯丁。然而，路德对奥古斯丁的理解与天主教非常不同。问题是我们无法清晰追溯当时是哪一派思想人物，直接引发了路德的神学突破。
   
有关路德的历史追寻问题，也出现在其他改教家的生平研究中，其中更棘手的是对加尔文生平与神学突破的探究。热情健谈的路德为我们留下了《桌边谈话录》，从中仿佛可见其唾沫横飞，宛如今天的读报一般。路德更在言谈间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自传式的材料，尽管有学者质疑其准确性。路德还在他的拉丁文著作集(1545年)中加上了一篇自传性前言。相比之下，对自己生平较为寡言的加尔文，却没有留下许多史料。加尔文要等他归正大约二十五年后，在日内瓦的书房内挥笔写就《诗篇注释》(1557年)时，才提到他以前的悔悟。要准确推算加尔文悔悟的年份极为困难。
   
追寻每位改教家的悔悟日期，厘清他们的神学突破，这是西方改教研究锲而不舍的重要课题。如果说中世纪是一个上限明确、下限模糊的西方时代，那么改教时期则是一个上限模糊、下限明确的阶段。为什么一定要找出路德改教运动神学突破的起源呢？最好的答案之一，是引用路德自己的话：“读者必须知道，我不是那些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人，突然间便能完美透彻地明白圣经。”9如果连路德自己都承认事必有因，不是一夜之间的顿悟，那么历史学者就更有理由要寻根究底。
   
历史学家和神学家对改教运动的追寻像是拼图游戏。他们所推陈出新的种种理论，似乎没有还原历史真相，却丰富了我们对16世纪改革纷纭的了解。问题的核心可以总结为信心与历史事实(faith and fact)的对扬。具信心者，往往从信念来看历史，但却不易掌握事实之根据；探索历史者，往往只从事件着手，而无法参透事件背后的精神。基督教之道成肉身，可以说是信心与历史结合的告白，但如何能得之？这就是改教运动研究史所要致力的目标。
     
德国哲学家眼中的改教运动  
   
由日耳曼人马丁•路德所开展的改教运动，究竟在德国思想家眼中有何地位？改教运动发生于16世纪，经过了17世纪的宗教战争与和议，欧洲进入了18世纪的启蒙时代。从德国的康德到法国的伏尔泰和卢梭，他们均对基督教持负面评价，再加上后来尼采的进一步批判，基督教被排拒在当时德国的知识界之外。尼采于1900年离世。当时德国国内经济繁荣，却面临日益恶化的多党制危机，对外则被英、法、俄等国围堵，在外交军事上处于下风。1914年欧战爆发，四年后战败的德国进入了魏玛共和时期。
   
德国思想界在1900年普遍出现了一种“历史主义的危机”。当时德国表面繁荣，内外政局却相当混乱，社会充满了危机感。德国人感到自己的国家好像又回到了16世纪改教运动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的挑战。德国知识界经过了尼采式道德谱系的解构，视传统道德像圣经中扑朔迷离的家谱，认为信仰与价值不再是一脉相承，而是充满复杂与矛盾。
   
历史主义在狭义上是指一种19世纪的德国思潮，它视历史研究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强调以实证科学的方法来分析历史语境与社会文化。此种科学式的历史观往往带有浓厚的决定论色彩，它相信每个时期的语言文化与生活方式决定了那时代的价值与生活形态，而不是宗教信仰与哲学主导文化思想。其次，科学式的历史观往往排拒哲学与神学的学术地位，认为一切价值均为历史的产物，所以这种历史观也被称为历史相对主义。从尼采到韦伯，德国思想家都在对抗此种历史相对主义，他们深深担忧历史主义的结果是一种欧洲式的虚无主义，导致传统价值失落。所以尼采要重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片段式哲学，以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精神，来恢复那生命意志的悲剧力量。韦伯要重寻中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借此来过渡至现代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由此而为现代西方世界安设一稳定的基础。故此，尼采对路德与改教运动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文化批判的一部分，其重点不是论说基督教的是与非，而是要重寻尼采时代的欧洲文明的基本信念。
   
尼采不单批判基督教，更抨击路德与改教运动。他形容路德是“灾难性的短视、肤浅和轻率”，即像美国俚语所说的瓷器店里的公牛一般，或如本书（《不灭的火焰》）的章题所形容的： 路德是上帝的火山。但尼采没有轻易完全否定路德的成就：“至于路德的宗教改革的结果，无论好坏，今天是可以作出大略评价的；可是，谁又能天真地据此对路德作简单的毁誉呢？他对一切是没有责任的，他不理解自己的所为。”对于改教运动，尼采说是“中世纪精神的(双重)强化”，甚至“路德的宗教改革，就其整体来看，是出于‘单纯’对‘复杂’的义愤，说得谨慎些，这改革乃是一场误解，颇值得原谅的、粗俗而诚实的误解。”
   
要理解尼采对基督教的批判,就涉及对尼采哲学的诠释，特别是他对虚无主义的抗争，不同的尼采学者都有不同的诠释。在尼采的宗教批判中，他批判最有力的人物是使徒保罗，相比之下，早期的尼采对路德与改教运动的论断却是多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尼采认为改教运动体现了他所渴求的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精神，借此可以抗拒欧洲精神的废弛，迎向那超人意志的回归。此外，尼采在方法论上开先河，他的道德谱系解构法，为后来的思想家研究改教运动提供了重要参考。改教运动不再是探究一些改教家的生平事迹与神学，而是从文化精神的角度来寻根溯源，要在思想史的谱系上来安设改教运动的地位。
   
当时出现了三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都在著作中尝试借着重构改教运动来回应当时的“历史主义的危机”： 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恩斯特•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
   
威廉•狄尔泰在哲学诠释学上极有贡献。他普及了“世界观”一词来取代旧有的人文科学，借此排除敌视形而上学与神学的偏见。他尝试对改教运动作出较正面的评价，以抗拒尼采的观点，但他的起点仍然是历史性的而非神学性的理解。狄尔泰认为改教运动像一把铁钳，将基督教的价值观直接插入了德国的社会和文化中。他特别赞许路德提倡婚姻，突破中世纪修道主义的束缚。
   
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更是大放异彩，将改教运动的研究推至前沿。韦伯的论证起点是路德的呼召观，即认为裁缝、鞋匠、工匠都有神圣的呼召。像本文所提及的德国思想家一样，韦伯对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是规范性而非描述性的，是韦伯的类型学比较而非对基督教作出实质性的研究。韦伯看似带有神学性的用语，经常会误导读者以为他是在论说基督教的信仰，但他其实始终是在做历史社会学研究，要处理的是西方文化的结构问题，研究人类的社会行动如何产生不同的社会现象。与其说韦伯是在探究宗教与神学，不如说他是在追踪宗教与神学的社会作用。他的研究重点是伦理与精神，只是以新教与资本主义作为个案，或他所说的理想类型。面对世纪之交的虚无浪潮，韦伯与他的同代人要力抗“无灵魂的人物，无心的享乐人，这空无者竟自负已登上人类前所未达的境界”。
   
如果说狄尔泰与韦伯都尝试对改教运动作出较正面的评价，那么特洛尔奇便是要修正他们对基督教的看法。他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神学家，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的同事。特洛尔奇肯定改教运动对现代西方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更形容加尔文是“工业资本主义真正的护理父亲”。他承认“韦伯完全证明了他的论点”。但韦伯与特洛尔奇二人对改教运动与资本主义的看法是十分反合的。韦伯从未说基督教直接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特洛尔奇也没有单纯地否定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直线关系。在《新教与进步： 新教对现代世界出现的意义》一书中，特洛尔奇指出：“新教对现代世界的重大意义无可争辩。重要的是这具有重要意义的内容，其细节如何在实际中产生作用。”
 
特洛尔奇探讨了新教在家庭、法律、国家、经济社会、科学和艺术等领域中发挥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如果我们考虑所有这些因素，就会明显地看出新教没有铺设一条直路通往现代世界。相反，尽管新教带来许多新的思想，但从一开始，它就是教会文明(Churchcivilization)权威的强化和复兴，完全是对中世纪思维的反应，由此便清除了一直以来试图建立自由世俗化世界的萌芽。”
   
他在该书结尾进一步总结道：“虽然新教有助于现代世界的崛起，往往带来很大且富实质性的帮助，但却没有在以上各领域中成为真正的缔造者。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它维护和强化了来自中世纪晚期的对立力量。”
   
1904年，特洛尔奇与韦伯共赴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此次行程加深了二人对美国的认识。韦伯搜集了许多资料，补充他已经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特洛尔奇也在此次行程中获益良多，在1912年出版了《基督教社会思想史》。他在书中提出了大教会类型、小派类型与神秘主义类型的看法，认为这三种类型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基督教教会，现在仍以不同程度存在于各宗派中。“大教会有力量激动群众，而在群众运动发生时，小派开始和大教会接近。神秘主义和科学独立有密切的关系，它成为文化阶级的宗教生活的避难所……仍然是大教会和小派所欢迎的补充力量。”
   
从救赎的角度来看，“大教会被认为是一种为行赎罪工作起见而具有救恩的机关。它能接纳群众，使自己与俗世适应……小派是自愿的组织，是由严格信仰基督的人组成的。这些人团结在一起，因为大家全都经验过‘重生’，这些信徒与俗世脱离，组成小群，不重恩典，而重律法。”相比之下，神秘主义强调“个人的和内在的经验。这引起了完全以个人为基础的团体，这团体没有永久形式，而是有削弱礼拜形式、教义和历史因素重要性的趋势”。
   
从上帝观与基督论来看，“大教会的基督是救世主，在他的拯救工作中一劳永逸地完成了赎罪，借着教会中牧师的职务、圣道和圣礼，把那救赎的益处赏赐给个人”；小派强调的是“基督是主，是具有神圣权威和庄严的榜样与颁赐律法者。他让他的选民们在尘世的旅途上受轻视和苦难，但在他再来，建立上帝国时，他要完成他的赎罪工作”。最后，“神秘主义的基督是内在的，在宗教感的每一次颤动中都感觉得到，在神圣的‘种子’和神圣的‘火花’的每一影响中都存在的属灵原则”。
 
从教会的社会作用来看，“大教会的目的在于成为人民的教会，因此它把所有神圣的性质从个人转移给客观的赎罪机关，认为这机关具有神赐的恩典和真理。小派的观点与此十分不同。它们并不希望成为大教会，而是希望成为圣徒的团契。小派是在国家和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小群。它们也认为自己具有福音的绝对真理，但它们宣称，这真理不是众人和国家所能掌握的，所以不愿受国家的干涉”。神秘主义的观点则完全不同，“它认为拯救的真理是内在的，相对的，为个人所有，不能言宣，存在于字里行间。既然那表现真理的圣经、教理和仪式的形式仅有相对的意义，所以神秘主义不依赖任何历史上的形式。圣灵的内在一体，很自然地把所有的人全统一在这完全是属灵的、无法具体表示的共同真理里面。”
   
特洛尔奇指出，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大教会的思想是最占优势的，这是宗教改革的特性。路德之所以能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完全是因为他是一个教会改革者；之所以能对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组织发生影响，完全是因为他坚持教会有超自然的普遍性”。但是路德在其个人主义方面，强调“信徒皆为祭司的理论，凡人的宗教，和原始教会那借圣灵而获得对上帝的直接认识的复醒。在这一点，路德和小派相合”。26特洛尔奇以社会形式的结构来洞察改教运动的内部多元性，从此改教运动研究不再是片面说及路德、加尔文、茨温利、边缘改革派、天主教改革派等神学分野。经过韦伯与特洛尔奇洗礼的改教研究，要结合神学、历史学、伦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做全面文化史与思想史的探索了。

结语  
   
发生在16世纪欧陆与英伦的宗教改革运动，至今仍是基督教界与社会文化界探讨的热点。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也是改教运动的专家，他曾说历史研究应集中在探讨问题而非年代。当我们回顾五百年前的改教运动，要知道重要的不再是1517这个数字，而是其代表的一场错纵复杂的宗教、文化与社会运动。
   
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该领域博大高深，需要有专精的学理著述，也需要有深入浅出的综合性著作。正如科学是如此重要，故不能单由科学家来从事；神学如此重要，故不能只视为神学家的专职。同样，改教运动的重要性已超越了路德宗或加尔文主义的分野，属于所有基督信徒。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改教运动，更是当今跨学科的人文领域研究的热点。因此，改教运动研究的普及性著作十分重要。
   
英国学者擅长写综合性的历史著作，比如阿利斯特•麦格拉思的《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还有本书《不灭的火焰》，均是杰出的概览式的历史著作，此外还有牛津大学教授迪尔梅德•麦卡洛克(Diarmaid MacCulloch)的《改教运动史》（The Reformation： A History, 2005）。相比之下，欧陆与德国教会史学者则多是深挖型学者，他们可以写出许多路德研究或欧陆改教史的专著，却甚少提供宏观叙述。两种治史风格可谓各有所长。较突出的例外是德国思想家韦伯与特洛尔奇，他们二人跨越了英伦海峡与大西洋，尝试将16世纪的改教运动与西方现代性相关联，为人们提供了宏观式的比较史观。
   
《不灭的火焰》是一本有水平的普及著作。作者迈克尔•里夫斯博士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的神学博士，还著有《重要神学家的导论： 由使徒教父到20世纪》(The Breeze of the Centuries： Introducing Great Theologians—From the Apostolic Fathers to Aquinas)，《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由路德至巴特的伟大神学家》（On Giants' Shoulders： Introducing Great Theologians—from Luther to Barth)。他也录制了一套名为“英国改教运动与清教徒”的视频。他曾经在威尔士福音神学院任教，目前是英国联合神学院的院长。
   
本书是一本深入浅出、全面介绍改教运动的好书，相信读者可以从中获得许多真知灼见，一方面可以观赏基督信仰在历史中的展现，另一方面可以了解一种道成肉身式的历史性信仰。对西方宗教改革史的追寻是我们对世界史与中国史探索中的一环，正如德国历史哲学家洛维特所言：“认真地追究历史的终极意义，超出了一切认知能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它把我们投入了一种只有希望和信仰才能够填补的真空。”也就是这种带有信念的历史反思，更加突显了16世纪改教史的独特位置与重要性。

本书扼要地介绍了德国的马丁•路德、瑞士的胡尔德里希•茨温利(或译慈运理)、法国的约翰•加尔文，再加上英国的改革与清教徒，可以说为读者全面认识16世纪的宗教改革提供了一幅地图。此外，值得称赞的是本书的章题，比如以上帝的火山来比拟路德，以士兵和香肠来纪念茨温利，以黑暗之后的光明来描绘加尔文的日内瓦，以燃烧的激情来论说不列颠的改革，最后上场的是英国的清教徒，他们的使命是要对宗教改革再次进行改革。本书作者以上帝的火山来形容路德，就如同半个世纪前耶鲁大学的罗伦•培登那样，后者在其经典传记《这是我的立场》中，以生动的章题，比如“德意志的大力士”“葡萄园中的野猪”来描绘路德，活化了历史人物，虽不免有简化之嫌，但仍不失生动传神。可见本书行文有所承习，将以往的改教历史重新叙述，让当今读者可以透过生动的文笔，再思五百年前改教运动的永恒意义。

   陈佐人博士
   （美国西雅图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