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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历史A History Of Israel 联系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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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作者 出版社 出版日期 开本/介质 页数/字数 印次/印张
9787220090851 【美】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4-2 16
商品细节

读者对象:

1.    神学院老师及学生,可作为关于古代以色列史的教科书;

2.    基督徒,可作为读经重要参考资料;

3.    研究以色列民族历史的专家、学者;

4.    对历史、宗教、文化感兴趣的读者。


本书特点:

1.    一本价值非凡的研究以色列历史的教科书,不仅学术性强,且文笔优美;

2.    作者身兼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圣经》学者,强调严谨的治学之道;

3.  该书在西方世界已四次再版,畅销逾十万册,是著名的关于古代以色列史的大学教科书。


内容简介:

   约翰·布莱特教授的《旧约历史》是一部关于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宏伟巨著,它始于以色列先祖轰轰烈烈的出埃及——以色列前史,止于犹太教信仰的形成。作者分六个阶段对以色列民族史进行了详细分析:先祖时期、形成时期、民族自我界定时期、危机和覆亡、被掳和回归时期 、犹太教的形成期,信仰对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贯穿始终。布莱特的《旧约历史》历经近半个世纪魅力不减,本书的绪论和附录由威廉·P.布朗所作,它将成为旧约学习的一个标准范本。


名家推荐:

“《旧约历史》是关于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及信仰的著作中名符其实的经典之作。其内容和形式都体现出约翰·布莱特的信念,即以色列的信仰是形成这个民族历史进程的一个根本性因素。面对当今众多有关以色列民族历史的作品中表现出的世俗主义和怀疑论,布莱特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


——弗吉尼亚州协合神学院希伯来文和旧约诠释教授  詹姆斯·卢瑟·梅西(James Luther Mays)



“约翰·布莱特所著的一本非常棒的以色列史,现在得以让人们再次一睹为快;我们盼望看到宏观的以色列民族历史,并欣赏其历史与信仰是如何成为同一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威廉·布朗之绪论和附录,使这本史书在许多方面跟进时代,并又一次提醒我们布莱特在研究旧约诞生的世界这个领域所作的经久不衰的贡献。”


——埃默里大学灯台神学院旧约教授  约翰·H.海斯(John H. Hayes)


“布朗的绪论考查了布莱特在以色列民族历史研究领域里的地位,并分析了早先版本之间的各样不同之处。他的附录对近来有关写作以色列民族历史的讨论当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优秀、简明的概要介绍。”

——普林斯顿神学院  查理斯·T. 哈雷旧约神学教授  帕特里克·D.米勒(Patrick D. Miller)


作者简介

约翰·布莱特(1908年9月25日 - 1995年3月26日)是美国的圣经学者,他的重要著作包括了《旧约历史》。

目录

第三版自序1
第一版自序3
缩略词录6
第四版威廉•P.布朗序11
绪论  约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古代东方37

第一部分  先驱和起源:先祖时期
第一章  以色列起源时期的世界63
第二章  先祖时代85

第二部分  形成时期
第三章  出埃及和征服迦南:以色列民族的形成125
第四章  早期以色列的政体和信仰:部族同盟163

第三部分  君主制下的以色列:民族自我界定时期
第五章  从部族同盟到王朝政府:君主国的兴起与发展205
第六章  独立王国以色列和犹大:从所罗门驾崩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247

第四部分  君主制(续):危机和覆亡
第七章  亚述王朝征服期:公元前8世纪中期至希西家去世285
题外话Ⅰ  西拿基立巴勒斯坦战役的问题315
第八章  犹大王国:最后一个世纪327

第五部分  悲剧和悲剧之后:被掳和回归时期
第九章  被掳和重建361

第十章  公元前5世纪的犹太人群体:尼希米和以斯拉的改革394
题外话Ⅱ以斯拉奉命前往耶路撒冷的日期413

第六部分  犹太教的形成期
第十一章  旧约时代的结束:从以斯拉改革至马加比起义的爆发429
第十二章  旧约时代末的犹太教454
跋日期满足之时487
附录以色列历史研究新动向495
附录年代对照表519
正文索引527

试读

第一章  以色列起源时期的世界
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前半期(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550年)正是以色列起源的时期。先祖亚伯拉罕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哈兰(Haran)出发,带着他的家族、牲畜、羊群,去寻找他的上帝将要领他去的土地,盼望着上帝向他承诺的后裔。换言之,当半游牧民族向巴勒斯坦迁移时,他们中间就产生了以色列的先祖。就这样,一系列对世界历史极具预示性及救赎性(凡是相信的人就会得到上帝的指引)的事件一一发生了,这就是以色列的历史。
当然,有人认为将以色列的历史定格得这么早是一种粗糙的做法,而且对“历史”一词的拿捏不够精准。这样的反对意见有一定的合理性。以色列的历史绝对不可能这么早就开始,因为那时还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呢。事实上,考古学证据以及当时的历史记录证明,直至公元前13世纪之后,在巴勒斯坦才有一个叫以色列的民族。因此,正确说来,以色列的历史在公元前13世纪才开始。而在那之前,只是一群半游牧民在历史的岁月中徘徊,没有任何当时的记录证明他们确实的踪迹。这些牧民,也就是以色列的先祖,并不属于以色列的历史,而属于以色列的史前史。
尽管如此,只要我们可以探究得到,一个民族的史前史同样是这个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必须从这里开始探索。另外,以色列事实上并非土生土长的巴勒斯坦民族,她来自另一个地方,这一事实她自身也非常清楚。在当时的古代世界中,以色列拥有其他民族没有的宗教传统,她纪念自己如何得到了地土、纪念多年在旷野的徘徊并最终到达新的地方,也纪念这一奇迹般的旅程,当然还有此前在埃及为奴的艰难岁月。以色列也纪念,几世纪之前,她的先祖怎样从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迁徙至现今属自己的土地。学者们一致认为,将这些传统当作史料会造成严重的、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我们务必审慎、严谨地对待以色列的传统。我们必须从这些传统牵涉的时代开始,用现有的资料对它们进行分析评估,然后才能对以色列的起源发表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描述当时以色列所处的世界,以便为我们自己提供正确的视角。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当时的世界相当混乱,就好比同台的演员相互拥挤,以致难以追踪其表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尽我们所能,简短明了地描述它。
一、 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750年时期的古代东方
1.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750年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开始之时,正是吾珥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060至公元前1950年)影响绝大部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而闪米特族文化持续且荣耀复兴的时候。但好景不长,吾珥的势力在50年内就衰弱了。之后的场面是群龙无首,统治者们互相拼杀,开始了一个混乱与弱肉强食的时期。
(1)吾珥第三王朝的衰败:亚摩利人。吾珥其实从未有过坚固的中央集权。在古老的闪米特族城邦国的传统中,当地的统治者们享受着相当程度的自由。当中央集权衰弱时,这些统治者们相继摆脱了吾珥的统治,以至于吾珥第三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伊毕辛(Ibbisin)不过成了一名当地的管理者。外围的城邦国——东边的以拦、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亚述以及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里,首先脱离了中央管辖。马里的一位军官伊士比伊拉(Ishbiirra)自封为伊辛(Isin)的管辖者,并逐步扩大其在苏美尔北部的统治,这就是吾珥瓦解的开始。也许是因为农作物收成差,或是因为游牧民族抢夺了农作物,总之,伊毕辛在首都面临着严重的食物短缺,这使得他根本无力阻止伊士比伊拉。几年后(约为公元前1950年),以拦人攻占并摧毁了吾珥,俘虏了伊毕辛,吾珥第三王朝就此结束。吾珥再也没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亚摩利人(这个名字在圣经中出现,但是在这里它的定义更窄一些)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值得人们探讨。几个世纪以来,以楔形文字记录的文献称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以及叙利亚北部的民族为阿姆鲁人(Amurru),也就是“西方人”。显然,这个词后来被广泛地用于描述母语为多种西北闪米特方言的民族,这些民族很可能就生活在日后诞生希伯来人和亚兰人的地方。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后期起,西北的闪米特族半游牧民在肥腴月湾各处得势,倾覆了巴勒斯坦,又将上美索不达米亚实质上变成了亚摩利人的土地。马里虽然曾经受制于吾珥,但它的国王是一位亚摩利人,而且整个国家的亚摩利人占了绝大多数。随着吾珥的瓦解,亚摩利人如潮水般涌入美索不达米亚的各个角落,他们接管了一个又一个城邦国。到公元前18世纪,几乎每一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城邦国都由亚摩利人统治。尽管亚摩利人汲取了苏美尔及阿卡德的文化习俗,在相当程度上采用了它们的宗教,而且使用阿卡德语作书面语,但是他们的名字以及其他语言学上的证据显示他们实际遍布全地。
(2)直至公元前18世纪中期下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之间的竞争。吾珥第三王朝所遗留的财产被许多相对较小的城邦国占领。在下美索不达米亚诸国中,伊辛和拉尔萨(Larsa)占据首要位置,它们都由亚扪人统治,一位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统治马里的伊士比伊拉,另一位是纳普拉农门(Naplanum)。他们两者长期处于相抗衡的状态,这其中的细节我们不必详细过问。尽管这两个统治者的王国都维持了200年左右,而且伊辛的统治者们还自封为“闪米特及阿卡德的国王”,从而声称使吾珥第三王朝的势力永垂不朽,但是他们都没能给那片土地带来长治久安。
这两个城邦国之间长期的势均力敌使得其他城邦国有机会提升自己的实力。巴比伦就是显著的一例,它在此之前几乎名不见经传。约公元前1830年,一位亚摩利统治者苏木阿布穆(Sumuabum)(巴比伦一世)利用混乱的局势,建立了巴比伦,他随即就发现自身处于与邻国交战的状态,特别是与伊辛有冲突。但是这些小的城邦国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显然也不会引起什么后果,因为没有一个城邦国强大到足以兴起全面战争来获取对全地的占领。事实上,拉尔萨的统治阶级(约在公元前1770年)随着雅穆特巴尔(Yamutbal)(一个位于东底格里斯的地区,在以拦的边境,一个以此命名的亚摩利部落定居在那里)的诸侯库杜尔马布克(Kudurmabuk)攻入且占领该城市,就立他的儿子瓦拉德辛(Waradsin)为该地的统治者。尽管库杜尔马布克是一个以拦人的名字(和他父亲的名字一样),也许他曾是一位有西北闪米特血统的部落酋长,他的家族曾是以拦人的帮佣(他被称为“雅穆特巴尔的先祖,50阿姆鲁的先祖”),但他给儿子们起的名字,瓦拉德辛和利姆辛(Rimsin)都是阿卡德的名字。
有人推测政治局势的动乱势必引起经济萧条,事实也的确如此,商业交易记录的减少就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文化习俗并没有因此遭到灭绝。抄写的学校在尼普尔(Nippur)以及其他地方盛行,他们忙于抄写古代苏美尔文献,以便将其传给子孙。同样在这个时期诞生了两部法典,它们都在近些年被发掘,一部用闪米特语写成,由伊辛的里皮特伊士塔尔(LipitIshtar)颁布(约在公元前1870年);另一部用阿卡德语写成,来自伊士奴纳王国(Eshnunna)(日期不详,但不会迟于公元前18世纪)。
(3)位于上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国竞争。与此同时,在上美索不达米亚,一些曾经附属于吾珥的城邦国开始建立自己的威信和势力。马里和亚述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城邦国。我们已经说到,马里是伊士比伊拉的故乡,他在推翻吾珥统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马里是一个古老的小镇,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它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一直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时,其主要人口是西北闪米特人(亚摩利人),与以色列人的先祖相同。我们稍后再讲述马里在公元前18世纪雅基德里姆(Yagidlim)统治下的黄金时期,以及日后挖掘到的文献,这些文献对了解以色列的起源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至于亚述,它得名于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一个城市亚述(Asshur)(同时也是他们民族的神的名字),是美索不达米亚少数几个没有被亚摩利人统治的城邦国。尽管亚述人沿用阿卡德的语言、文化习俗和宗教,但是他们的起源仍然错综复杂,由旧阿卡德民族与胡里安、西北闪米特族及其他种族混合而成。最早的亚述王是“住帐篷的人”,也就是半游牧民,而且显然是西北闪米特人。然而,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开始,他们使用阿卡德人的名字(包括撒珥根和纳拉姆辛,这两个都是阿卡德杰出国王的名字),而且他们认为是他们将苏美尔—阿卡德文化真正永久保留了下来。当他们其中一员伊鲁术马(Ilushuma)侵袭巴比伦时,他自吹他是来(从亚摩利人和以拦人手里)解放阿卡德人的。
甚至在吾珥第三王朝衰亡之前,一直到公元前19世纪末,亚述奉行积极的贸易政策,向北部和西北部进行贸易扩张。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n)文献——在小亚细亚的喀尼什(Kanish [Kültepe])发现的上千块石版,证明了这一事实。这些文献告诉我们亚述的商人们住在他们各自在城外的村落里,与当地的人们进行贸易往来,用亚述的陶器交换当地的货物。虽然做买卖的亚述人享有一定境外人的权利,但可以肯定,这不代表军事上的侵略,因为他们同样向当地的管辖者交付各种关税。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吾珥第三王朝覆灭后,时局非常动荡,从巴比伦途经幼发拉底河流域直至西北地区的这一常规路线已经不再安全了,因为游牧小队会在那一带突袭行人。亚述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底格里斯河一带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这是一条更北的路线,他们可以借此穿过美索不达米亚,进入赫梯人的土地。这一冒险活动在公元前18世纪早期忽然结束了,原因不详;在中期时有过一段短暂的复苏期,但随之又再次沉寂了。
对于亚述、马里、巴比伦以及其他一些城邦国来说,它们的野心势必导致冲突。一场权力的争夺战早已悄然拉开序幕,不久就会愈演愈烈。
2.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750年时期的埃及和巴勒斯坦。 在先祖时期早期,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政治斗争相比,可说是享受着国家的稳定。我们知道,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旧王国是如何在第一过渡期的混乱及萧条中灭亡的。然而,自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开始起,埃及人就在中王国法老的带领下,团结一心,准备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期,这或许是埃及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
(1)第十二王朝(公元前1991年至公元前1786年)。
第一过渡期的混乱止息后,中期公元前21世纪中期,底比斯家族(第十一王朝)的王子门图霍特普(Mentuhotep)将各地重新统一了起来,开始了中王国。尽管第十一王朝统治埃及的时间很短(约公元前2040年至公元前1991年),而且统治在骚乱中结束,但是统治权由高官阿米楠姆海特(Amenemhet)接管,他开辟了第十二王朝。
虽然在很多方面这一王朝是埃及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但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研究其历史。除了概括性的著作,埃及将首都从底比斯迁至孟斐斯,并维持了200多年的政权。在所有城邦国的历史中,埃及享有了一个最平稳的时期。六个国王,全都取名为阿米楠姆麦斯(Amenemmes [Amenemhet])或赛索斯特里斯(Sesostris [Senusret]),每人相继统治约30年。他们绝大多数采取了父子共治(coregency)制度,即国王的儿子在父亲去世前和父亲一同执政,这一制度进一步巩固了稳定的局势。独立的世袭制所造成的混乱终于止息了,尽管埃及并没有再回到旧王国时的专制主义,但王室更牢固地掌握政权、管理国家。
然而,埃及从旧王国向中王国转型的过程中,也发生了内部的变化。旧王国的灭亡,以及贵族世袭制的兴起以及之后对其的镇压,毫无疑问地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并使得一些新的元素有了突出的地位。不仅如此,旧时专制主义的衰败使得皇室特权民主化。这一点在对来生的信仰上表现得最突出。在旧王国时期,只有法老拥有来生,而在中王国时期(如科芬文献 [Coffin Texts] 所示),贵族,或者说只要能支付适当的葬礼仪式的人都可以盼望在来生在奥希里斯(Osiris)面前被称为义。于是,随着第十二王朝的兴起,先前少有耳闻的阿蒙(Amun)神被抬举到了主流神的行列,与瑞(Re)放在一起,并称为“阿蒙—瑞”。
第十二王朝的法老们开展了许多激进的项目来扩大王国的繁荣。一个精细的河道体系使得法尤姆河成为尼罗河洪水的集水处,保护了大片耕地。在苏尔兹(Suez)的伊士姆斯(Ishmus)兴建的一连串堡垒保护了当地人民免受闪米特族人的入侵。西奈的铜矿再度开矿。贸易沿尼罗河而上直至努比亚(Nubia)、通过哈马马特溪流(Wadi Hammamat),从红海而下直至彭特(Punt)(索马里地),穿过水域到达腓尼基和克里特(Crete),甚至远到巴比伦。著名的所谓托德(Td)仓库,即拥有大量吾珥第三王朝及其更早期式样的仓库,向我们揭示了这些。总体来说,埃及在其悠久的历史中享受了一段难得的繁荣期。在这段时期中,艺术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医药和数学在各自的发展中达到鼎盛,各类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包括教导类的作品(玛利凯尔[Merikare]、阿米楠姆海特等的训诲集)、童话及自传性的叙事故事(《翻船了的水手》[the Shipwrecked Sailor]、《辛奴亥的故事》[the Tale of Sinuhe]、诗,以及预言类的作品(《妮弗莱湖的预言》[the Prophecy of Neferrehu])。这是埃及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
(2)埃及在亚洲的统治。尽管埃及人生活在和平年代中,但是中王国的法老们并没有将自己局限在和平的活动中。他们统治着尼罗河第二个大瀑布以内的流域,在努比亚及其更远的地区打仗,将利比亚人向西赶,同时又保持向东直达西奈矿山的道路畅通。除此之外,有证据表明埃及的统治范围遍及巴勒斯坦、腓尼基和叙利亚南部的绝大多数地区。可以肯定的是,要确切描述这股统治力量的有效性是很困难的(它有可能是松散的)。但是,尽管我们只详细知道一个军事战役(由赛索斯特里斯三世指挥,占领了示剑[Shechem]),埃及人在这些地区的实力日益增加这一事实已是毋庸置疑。毕布罗斯(Byblos)是附属于埃及的殖民地,也许在这个时期内,它是直接由埃及人,而不是由当地的诸侯统治的。在巴勒斯坦境内许多地方(基色、米吉多等)发现的多件来自埃及的物品就证明了埃及在当地的影响力。在卡特纳(Qatna)、拉斯沙姆拉等地找到的相似物品说明埃及在叙利亚各地进行着外交和贸易活动。
埃及在亚洲地区的统治范围可以从诅咒祷文(the Execration Texts)中得到有效的证实。很早以前我们就知道有两组诅咒祷文,现在又多了第三组。文献可追溯至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记录了法老们是如何试图采用法术来惩治真的或是潜在的、可能谋反的人。在第一组中,诅咒不同敌人的咒语被刻在陶罐或是碗上,然后将陶罐或碗摔得粉碎,使诅咒的内容生效。在第二组中,咒语被刻在陶土制成的小雕像上,这些小雕像代表了被俘虏的囚犯(第三组同时具有这两种形式)。咒语所涉及的地方表明埃及的管辖区包括巴勒斯坦西部、腓尼基直到毕布罗斯北部,以及叙利亚南部。《辛奴亥的故事》(公元前20世纪)证实了这一结论,因为辛奴亥是一位埃及官员,在失宠后,他被迫从毕布罗斯向东逃亡到东方之地(Qedem),以躲避法老的追捕。
(3)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750年的巴勒斯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前几个世纪,巴勒斯坦开始逐渐摆脱上一章所描述的混乱。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后期,游牧民族的入侵使得巴勒斯坦经历了这场混乱,游牧民族毁灭了一个又一个城镇,于是青铜时代早期的文明也画上了休止符。然而,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在这之后,有相当长一段过渡期,新到来的人和之前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幸存者一同过着半定居的生活,随后,他们开始逐渐安居于未设防的村庄。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这样的村落遍布巴勒斯坦全地,特别是约旦东面和内格夫。但是,在边缘上的村落没有持续下去。尽管外约旦北部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一直保持着一定数量的定居人口,但是,在外约旦南部,自青铜时代中期第一期(约公元前19世纪)结束后,定居现象似乎实质已经停止,的确,一直到公元前13世纪都十分稀少。内格夫有着相似的情况(居住人口直至公元前10世纪一直很少)。然而,自公元前19世纪起,整个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受到了一股崭新且强劲的文化影响,随即巴勒斯坦西部开始了惊人的复苏。或许因为不同种族人的到来以及越来越多的半游牧民族在那里定居,强大的城市再次兴起,城市的生活繁荣起来。这一重新定居的过程不仅可以从考古学得到证实,而且可以从我们刚才提到的诅咒祷文中得到证实。这些文献中年代最早的部分(塞斯组[the Sethe group])根本很少提及城镇(在巴勒斯坦南部,只有耶路撒冷和亚实基伦[Ashkelon]是可以确定存在的),却列举了许多游牧民族的支派和他们的先祖。但是,年代稍晚一些的文献(伯瑟奈组[the Posener group])列举了一些城镇,特别是在腓尼基、叙利亚南部以及巴勒斯坦北部的城镇。这很有可能准确地反映了在不多几代人的时间里,那里的定居生活就得到了发展。尽管如此,它同时反映了在大面积区域,特别是中部及南部的山岭地区(示剑和耶路撒冷是所列地区中唯一可以确认的)居住的人一直很少。
那些新涌入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亚摩利人”,与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遇到的那些西北闪米特人同族。这些人的名字,至少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人的名字,一致证实了这一点。《辛奴亥的故事》生动地表述了他们的生活,《创世记》中的故事则更精彩——如果以色列先祖的迁移确实属于这一时期。这些人并没有给巴勒斯坦带来本质性的种族变化,因为他们与他们的前人一样,都属于西北闪米特族人。而且,当他们安居之后,他们开始使用迦南地的语言,并成为了迦南中期青铜时期文化的一部分。当以色列占领迦南地时(公元前13世纪),亚摩利人和迦南人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了。
(4)中王国的结束。第十二王朝在阿米楠姆海特三世(公元前1842年至公元前1797年)统治结束后渐渐衰败,在几年的时间里,最终消亡。我们不必太在意埃及的衰亡是因为王室家族没有实力强劲的继承人,还是因为怀有敌意的贵族因长期受到王室的压迫而再次开始为自己谋权,或是因为外来民族所带来的压力。第十二王朝之后就是第十三王朝。尽管后者沿用了底比斯传统,仍然属于中王国,但是埃及的势力正在迅速消退。可以肯定的是,在一连串鲜为人知的统治者执政之后,在尼弗霍泰普一世(Neferhotep I)(约公元前1740年至公元前1730年)和他的继承人的带领下,埃及经历了短暂的复苏,他们重掌了在毕布罗斯的统治权,当时统治那里的诸侯是“亚摩利人”的名字。其中一位诸侯,在埃及语中被称为“安汀”(Entin)(也就是Yantin),似乎就是马里文献中所提到的安汀哈姆(Yantinammu)。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它将证实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是同时代的事情,这是很有价值的信息。然而,这还是没能阻止埃及的灭亡。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部族先祖们已经安居下来,建造了自己的城镇,当起了小国王,他们甚至连名义上对埃及统治的臣服都不再有了。而埃及自身也存在弱点;自第十三王朝开朝伊始,西三角洲的部分地区已经独立,且附属于所谓的第十四王朝。随着时间的流逝,亚洲民族涌入埃及北部并巩固了他们在那里的地位,于是埃及法老对整个埃及北部的控制越来越弱。不久,埃及将坠入外族统治的黑暗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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