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碧琦，作家兼讲员，“盐瓶事工”的创办人。曾多次在美国及世界各地演讲，极具特色和能力。她最著名的著作《请君出瓮》，曾被译成超过25种语言。

修订版序
第一章  问题出在“我”
第二章  自满的谎言
第三章  自主的谎言
第四章  敬拜的对象
第五章  错在哪里
第六章  十字架
第七章  复活
第八章  如何改变？
第九章  十字架的生命
第十章  复活的生活
附注

第一章问题出在“我”

世间最主要也是唯一的问题，乃是人。
     ——卡尔•荣格

凡人都有两个通性：渴望快乐，需要被爱。这么简单的事却难以办到，真令人百思不解。其实，我们甚至无法表达自己心中朝思暮盼、若有所失的渴望。套句马克•吐温的话：你搞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但那份渴望却足以令你心痛。
心痛的原因在于，尽管我们身处尘世的凡俗与丑陋之中，内心却隐约觉得：人活着当不止于此，应有更高远之境，应有更值得活、更值得热切去拥抱或被拥抱的东西。我们到人世间走这么一遭，应该投身于比现有更宽广、更深湛的人生。我们渴望此生更有意义，有所建树，不虚此行。为此之故，人人都诚惶诚恐、汲汲营营地追求快乐、意义、爱与了解。这岂是非分之想？但这般合情合理的目标，似乎有什么在从中作梗，总是难以达成。
一位极有成就的物理学家曾对我说：“我一直以为开创自己的事业，奋发图强，登峰造极，是此生最艰难的挑战。我也一直全力以赴，倾尽所能。如今却发现，这挑战比起使我的家庭和谐美满，与子女建立良好的沟通，更容易应付。在职场上，我只要签写几张便条交代下去，一切事都办得妥妥帖帖。然而只消30分钟的车程，一回到家，所有的规则就都变了。为什么我和同事以及秘书相处挺容易——他们与我并不那么休戚相关，可是和我视如命根子的儿女却难以沟通？为什么越是简单的事情越难以处理？”
另一位在专业上极干练的友人则慨叹自己在谈情说爱的事上无能：“我是自身的大敌。在公司我发号施令，掌控大权，人人重视我睿智的判断力。但一涉及情事，我就乱了阵脚，一会儿俯首帖耳，曲意承欢，一会儿又变得霸道苛刻，别扭难缠。朝九晚五之间，我是个成熟的大人，到约会时却变成青涩的少年。到底是什么阻碍我觅得成熟的爱情？”
另一位朋友，就现今的社会标准来看，可以说已拥有了一切，最近却问我一个问题：“我在事业上得意有成，家庭生活也幸福美满。为什么拥有这一切，我还是觉得空虚呢？”
对快乐的渴求，往往变成我们心中的痛楚，使我们越来越空虚寂寞。我们知道自己所向往的，并非肤浅泡沫式的欢乐——那种在年少轻狂时也许还可以感到满足的欢愉。我们内心渴望的，是更深湛、能真正填满虚空的东西。但那究竟是什么？又如何获得呢？我们只觉得若有所失，甚至意识到有些不太对劲，但究竟是什么却又搞不清楚。特别在现代人所处的时代，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这么大，莫名的渴望就更锥心刺骨了。
当然，在人们所推崇的理想与现实生活之间总有差距。在认知与行为、才能与个性之间，往往也有矛盾。这差距和矛盾古今皆然，不同的是，现代人不真诚面对，古人却明白唯有认识到自己的言行不一，才能迈向成长、成熟之途。今天所谓快乐幸福的理想，是由世俗广告、大众心理学堆砌出来的。坦诚的自我剖析，被认为是过分消极负面的思想。现代人所推崇的领袖和大人物，得满脸堆笑，有风光的履历表、高额的银行存款、美白的牙齿——绝不能稍露一点脆弱、失败或自疑的缺陷。至于这些名人显达是否也得面对痛苦与凡俗，我们根本不想知道。
一旦我们所仰慕的英雄跌倒了，那破口就极其刺眼。我们感到震惊、受骗。嗯，错误一定出在自己当初看走了眼，下回再要推举什么人登上英雄宝座，得更审慎小心才是。我们很少静下心来自问：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人性，为何总经不起镁光灯探照太久，而每每让观众失望？我们一味地想以化整为零，甚至用侮辱自己心智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结果却总有种说不出的深沉悲哀。
简而言之，随着年纪渐长，人很难不自问：我的生命是否欠缺了什么，或出了什么差错？哪里才能找到持久的快乐？哪里才能寻得资源帮助我们达到目标？
在寻求过程中，大多数人都会找到新点子。它们也能维持一阵子的新鲜感，带来某种活力与希望，但终究还是被下一个选择所取代。不管怎样，现实的小印迹，永远与热门新闻的大幅宣传格格不入。更令人困惑的是，我们所崇拜的人执著于与我们迥异的理念，但每个人都宣称他的才是最正确的，并奉劝我们要扬弃次等的，选择最好的。其自吹自擂的声音越大、越自信，就越能笼络众多的随声附和者。莫衷一是的我们，最后获得一个结论：最明智之举，还是要注意观察生活的真实面目，搞清楚人们所宣传的理念是否符合我们实地所看到、所体察到的情形。
每个人写书，多少都有某些真理可抒发，动听的故事可分享，我也不例外。改变我人生的真理，乃是信靠耶稣基督所彰显的那位上帝。不过，我并非从一开始就笃信不疑，而是一路反复质疑，抵制抗拒。既然自己的信仰之旅起始于质疑——一向爱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我，绝不肯盲目接受宗教信仰，所以写此书时，基于这个理由，我也采取类似辩证的论点。
大多数非信徒，甚至有相当多的信徒，对基督教都有类似的问题：不明白基督教对人生及人性的确切看法。为此，许多基督徒信得糊里糊涂，许多非信徒则继续在怀疑之中，虽觅得少许短暂的快乐，却长期捱忍太多的痛苦。本书是专为这两种人而写的。

信或不信又有什么差别呢？

过去这些年，我的信心逐渐增长，慢慢趋于踏实，一步步进深去印证圣经真理。起初，我和所有初信者一样，兴奋雀跃，迫不及待要向人宣讲大好信息，期待看见移山倒海的奇迹——人生命奇妙的转变。年方十八，正值逐梦之年，我兴致勃勃，蓄势待发。无疑的是，我的热情一方面是因年轻气盛，另一方面也是性格使然。但我深信上帝会成就大事。如今，过了将近30个寒暑，我仍肯定地说：上帝的确成就了大事。
但原先在豆蔻之年未料想到的，是一路走来所邂逅的那些惊奇和意外。其中最宝贵的经验，有来自一些思想缜密的寻道者所给我的挑战，还有一些批评者以局外人的角度对信仰所提出的尖刻质问。举例来说，有一次我与一位哈佛教授交谈，对方提出的许多问题与质疑，可以概括今天许多人的困扰。
“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他说，“但我很敬佩像你这样认真对待信仰的人。毫无疑问，人类确实需要帮助。但老实说，碧琦，信不信上帝，对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两样？每个人不都渴望被爱、被了解吗？每个人不都尝试使自己的生命有意义吗？不管信不信上帝，每个人不都关心自己的健康、儿女、经济状况吗？”
“是啊，您说的一点儿都没错。”我答道。
“生活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困难的。”他继续发表高见，“我不认为癌细胞在入侵某个人体之前会先询问：‘对不起，请问您是个殷勤祷告的人吗？’我们每个人，不管相信或怀疑，不都尽己所能地培育子女？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却失败了。这些打击都一样使人——不管他是否信奉上帝——心碎绝望。”
“那当然！”我回答。
“信的人道德也照样有缺失，不是吗？我同意许多基督徒在某些方面的确表现得比我们好，但我也见过不少骄傲、自义、贪心、有种族偏见、谈吐陈腐无味的信徒。不要告诉我，他们不认为自己是真基督徒。相信我，他们真的自以为是。既然如此，信或不信，又有何差别呢？”
这显然已触及到人生的基本问题，不管信或不信的人都需要诚实面对。这也是在摸索如何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一再刺激我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位哈佛教授说得没错：无论信或不信，人生的遭遇都是类似的。他认为生活对每个人而言都是困难的。不管信不信上帝，都活得很苦很累。这种说法非常对。我刚热衷追求信仰时，并未与苦难绝缘。奇怪的是，虽然圣经并没有这样的应许，我私下却期待：信了神可保佑我免受苦难。事实上，信的人仍不能免受苦难。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遭遇病痛、性别歧视、失业、暴力及婚姻问题。
这位教授说：基督徒的道德也一样有缺失。这点也完全正确。我曾听一位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说：“我身在两条船上——一是宗教组织，一是世俗人士。与世俗之人打交道时，我了解他们都工于心计，擅长操纵、控制、欺诈。我很清楚，他们也心知肚明。但坦白地讲，在教徒这一方，我也见过不少工于心计，好操纵、控制、欺诈的人。区别不在行为表现，而在世俗之人通常直言不讳其动机，教徒则善于伪装，不仅否认其不良动机，还用假虔诚的术语粉饰。他们讲属灵的话语，但耍起诡诈来照样很在行。”

自己是例外

面对上述的真相，是我从一开始踏上信仰之路就邂逅的意外之一。但最大的意外，还是自己的真面目。我得面对一件事，相信旁人也都看得十分清楚，就是我并不完美。不错，理论上我一向知道凡人都有缺陷。常言道：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但随着年纪增长，我越来越不能逃避这个确凿无疑、无可推诿的事实，亦即自己是最糟糕的一个。
一位精神科医师曾说：“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投身于一场持续进行的、对抗罪与邪恶的战争。”虽然我们可能不承认那就是一种与自我的冲突，但对我而言，这是极真切的写照。以一件小事为例。有一天，我十万火急地驱车想赶在银行关门之前去提款。在我前面已有好几辆车在排队，等轮到我开到窗口时，出纳员告知关门时间到了。我央求他通融一下，对方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于是我就连连逼问：为了服务顾客，宽限几分钟又能怎么样。他指指手表，表示抱歉，但恕难从命。我气急败坏地离去。
事后我反省自己的行为，不觉汗颜。明明是自己迟到了，怎么能拿那个出纳员出气呢？我不是常常告诫子女：“说不行就是不行，难道你们听不懂吗？”为什么针对每个人而设的关门规定，就得为我破例呢？
当然，我的怒气并没有导致杀人，偶尔心存嫉妒或批评别人的恶念也没有使我犯罪。但恶种已存在，不管它们是否以情绪、思想、言语或行动表现出来，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试图控制急躁性格的努力，一直不够快，也不容易。
如果这些只是屈指可数的罕有事件，那也不值得一提。或者它们只发生在我初与上帝同行的八周或八个月之后，也无关紧要。问题是事实上这类事件，在我认识上帝好几年之后还常有发生。若依照我的天性，免不了会事事替自己打圆场找台阶下。但一次又一次，我不得不面对事实：不管我的宗教信仰多么坚定，仍未造就出完美的终极产品。
更要命的一点是，这些痛苦的功课常在无意间突如其来地袭击我。事实上，除了面对自己的道德缺陷外，我还不得不承认自己常常假装清白无辜。理论上，我很同意路易斯(C. S. Lewis）的说法，他认为坚持自己清白无辜的人，就如同“离婚的人假装是处女”一般强词夺理。不管怎样，那正是我的问题所在。
这说明什么？我不过是又一个表里不一的信徒吗？无疑的是，有些虔诚的信徒会批评我不属灵，而那些怀疑者也许会赞许我的坦率，然后振振有词地坚称：信仰并不能改变人的生命。可悲的是，虽然基督徒认为自己的生命已然改变，但其实只是换汤不换药，徒然加上一层宗教外衣罢了。
有一点大家应该都能同意——不论各人的观点如何，没有人喜欢虚伪。信仰之所以值得持守，不在于某些与行为无关的教条，而在于必须同实际生活有活泼的关联。这样的坚持，对信与不信者都极为重要。大家都有共通的人性。大家的基本问题也都差不多，需要类似的协助与医治。每当有什么解决办法被提出时，大家都有类似的好奇心，要知道是否有效。各种宗教信仰的信徒，在初信的蜜月期，其生活是经过特别滤光镜美化的。他们在作见证时声称：一切都有奇妙的改善。但根据经验，我们知道，除了最狂热的激进者以外，他们大都经不起实际生活的严酷考验，而慢慢冷淡下来。
所以，再回到原先的问题：信仰到底能带来什么不同呢？这回还要追加几根恼人的倒刺：既然人类的问题是类似的，那么答案是否也一样？还是只将问题与答案冠上不同的名称罢了？因此，某人的罪其实等同于另一个人的精神疾病。有人找神父，有人找心理医师。某妇人需要告解，另一位女士则需要心理辅导。
事实上，信仰的术语与心理学有许多重叠之处。既然今天大多数人都通晓这两种语言，那何妨把两者并为一谈？如果问题与答案都相同，那么换个标签，依各人的传统与喜好，冠以自选的称谓，不就得了？若有人坚称上帝是他们要的“东西”，很好，就由他吧。不过，依这个假设，他们就该晓得，他们所谓的“上帝”，其实就等于人对爱与了解的需要。他们的“上帝”，就等于心理治疗，或带给人意义与目标的政治理念。

虔诚或痛苦？

针对这一类问题，信与不信者的看法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他们都被同类问题所困，也寻求类似的答案。结果信与不信者都和先前那位教授一样，提出同一个问题：信不信上帝究竟有何差别？
有位朋友表达得更简单明了：为什么我不能使我的内心与外表相称？刚开始与上帝同行时，我怀抱着满腔热情，但慢慢地，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常常、深深地爱上帝。我比初信时更清楚地意识到，全心投入信仰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有时并不心甘情愿地去付出这个代价。我感觉在圣经的应许与我实际的生活行为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
很讽刺的是，今天许多基督徒对这样坦白的说法感到震惊，而很久以前的基督徒却视其为理所当然的事。现代的基督徒有点本末倒置，以为自己是已完成的产品——一切已去旧成新——只有成功，没有失败。
我认识一个基督徒，表面上非常属灵，好像他每天都过得风调雨顺似的。不管合不合时宜，他开口说出的每一句话，都必定掺一点属灵术语。每回看见他，都让我油然而生属灵的自卑感，同时也感到头疼不已。有一次，他迈着得胜的步伐向我走来，高声道：“嗨，碧琦，感谢神！你好吗？上帝真是慈悲！我的车被撞烂了。感谢主！”
“噢，还不错，”我客套地应对着，“一切都好……可是你刚才说什么？”
“上帝真是慈悲。”他答。
“那部分我听清楚了，但你接着说你的车子怎么啦？”
“昨晚被撞了个稀烂。感谢主！”他仍显得神采奕奕。
我差点吓呆，不觉惊呼：“那不是糟透了吗！”
“但认识主的人就不觉得如此！”他反口答道。与我擦身而过时，仍一副飘飘欲仙的模样。
我呆立在原地，思忖着几个很现实的问题：他这种行径，是不是凡信上帝的人都应该仿效啊？信是否意谓着不能承认自己有惧怕、疑惑、愤怒或挫折？爱上帝是否意谓着每日生活在属灵的高境，浑然忘我，超脱所有的难处，不像那些不属灵之辈，老为诸如汽车被撞烂之类的琐事烦忧？信上帝是否表示此生所有阴暗幽晦之事都奇迹般地一扫而空，倘若还承认有思虑烦忧，即表示其灵命太过软弱？属灵的高境是否等于无忧无苦，不紧张、无压力的生活状态？
在未信之前，这类虔诚的样板让我避之唯恐不及。事实上，在考虑接触信仰时，我还真有点犹豫不决。深怕一旦投身其中，会被要求得有这类“神圣”的表现。果真如此，我的麻烦可就大了，因为不管日后自己变得多么敬虔，一定搞不出这副派头。这还不要紧，只要一想到后半辈子一直到永恒，都得和这般人士为伍，就觉得不太好玩了。

先知何在？

那位哈佛教授的问题，若再加上现今时日的写实照，就更具震撼力了。以任何人的标准来说，形容这个时代异常，甚至疯狂，都不为过。
在不久以前，教会所唱的诗歌与世俗的曲调还可以相通。那些论调与圣经道理颇相近的先知型人物，还大都来自所谓的世俗。举例来讲，《时代》杂志在1987年刊出一篇主题文章，题目叫作《时下的伦常大大走样，在低俗、丑闻、虚伪的围剿下，美国需要重寻其道德方位》。①他们从哪里看出危机的征兆呢？《时代》指出：美国不再是20世纪70年代那个寻求真相、内省的“我”挂帅的美国，取而代之的是80年代以后，追逐物质主义的“我”挂帅的美国。
连环漫画家杜道应邀在科比尔学院1981年毕业典礼致辞，引用了历史学家拉斯奇(Christopher Lasch）的话说：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人们更希望被嫉妒，而非被尊敬”。②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在20世纪80年代曾制作过一个广播节目叫《罪的探讨》。名专栏作家古德曼(Ellen Goodman）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内疚的好处》。已故的格林菲尔德(Meg Greenfield）曾为《新闻周刊》写过一篇标题为《绝对道德观之可能性》的文章。这些人当中最振聋发聩的，首推库柏在杜克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篇演讲，他说：

我们还真相信群众的口号可以拯救我们。想寻乐子，可以打毒品，但针头要干净。随时想和任何人做爱，就尽管及时行乐，但务必戴保险套。不！绝对不能这样做！这不是为了耍酷或明哲保身，或担心被关监牢、死于艾滋病房。不能这样做，因为那是错的。5000年来，人类不断追求理性的生活，想尽办法将自己从原始的泥沼中拔出来，追寻绝对的真理与道德。然而真理最纯的形式，不是礼貌地拍拍肩，而是指责地咆哮。摩西从西奈山带下来的，不只是十项建议而已。③

但时代变了，这些世俗的先知们渐受排挤，只因其道德见解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耳朵听来，说教意味太浓。“不可无包容心”是新的诫命，也是新的战斗口号。现在所提倡的，已不只是多元化——相信没有什么单一的解释或见解可涵盖所有的生命现象。现代的美国人相信，我们不仅需要对和自己不一样的观点抱有同情之心，还得接纳，视之形同己出。
常探讨女性问题的电影导演珍•康萍(Jane Campion）编导了一部倡导后现代主义的影片《圣烟烈情》(Holy Smoke）。剧情描写一位母亲深为女儿到印度度假后涉身某一东方神秘宗教而忧心不已。看到女儿的行为越来越怪异，焦灼的母亲只好聘请一位“洗脑专家”帮助女儿驱魔。结局却有出人意表的大转折。虽然这位专家过去有丰硕的成绩，却被这位少女彻底打败，无论心理、灵魂、情绪都崩溃了。最后，这位热心却过度自信的大男人，竟退化为吸吮着拇指的小男生。为何攻击他的力道如此凶残？
有些人觉得这部影片不忍卒睹，因其中的对话太粗暴、充斥色情。不过它所探讨的问题却极严肃，且具多层含义。其中最强悍的信息是：在今天的文化社会中，凡企图改变任何人的任何信仰，都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为什么？因为在当代社会中，再没有比自命清高，鄙视别人的信仰为不正确或较低劣者，更罪大恶极了。各人都可拥有各自的信仰，但若预设立场，认为不是所有的信仰都具同等地位，那就犯了大忌。包容心(现代的定义是假设所有信仰都旗鼓相当）乃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美德。

教会与世俗有区别吗？

常听人说：美国是先进国家中最虔信的一个国家。90%以上的美国人在接受民调时，表示他们相信神。43%的人每周参加宗教聚会。58%的人表示宗教对他们很重要。④但这些数据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么多人表示受宗教价值观所影响，但这些价值观有什么具体内涵？整个社会推崇“包容心”、“不批判”为最高美德，那么这些每周上教堂的人所听的道又是什么呢？
韩特为《大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2000年春季刊写的一篇文章，可以说答复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世俗价值观对教徒的影响，要比教徒对世人的影响大得多。⑤他调查一般美国教会(福音派、主流教会及天主教）及犹太会堂的教育课程，发现以往有关罪、悔改、救赎的宗教课已被剔除，取而代之的是自尊、自爱等心理治疗课，建立自信代替了更严肃的道德教育与自我检讨。常在各报章杂志发表评论文章的蔡伦(Mona Chnren）对韩特的调查报告作了响应：心理治疗的盛行，已使数百万的美国人失去了作道德选择的心理装备。每当丑陋的罪冒出来作怪，一般人(包括世俗大众与信徒）的立即反应，就是找心理治疗师。

问题在我

信神与否有什么差别吗？不管我前面说了什么，不管我们见过多少虚伪与表里不一的怪现象，圣经仍大胆地宣告：是的，肯定有差别！但改变的前提是：我们必须面对真相，认清问题的根本乃是人自己。
人性的矛盾在于，它有好也有坏，既慷慨无私又自我中心，既诚实又诡诈。这些矛盾使人很难侦察自己的毛病，但这一点却极其重要。环顾周遭，处处可见真诚的善举：父母为了爱子女，很自然地无私付出；每个社区都可以找到某个默默行善、舍己助人的无名英雄。大多数人都尽己所能关爱家人，认真负责地工作，做个守本分的好公民。当然，我们都承认自己有不易对付的小毛病，不过就整体而言，还是可圈可点的，不是吗？
就某种程度而言，我们所见所闻的是真实的。人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有爱心，有审美眼光，偶尔有英勇的表现。可叹的是，这并不是人性的全部。我们特别希望自己常维持在顺境的最佳状态，维持在一切都春风得意，无事烦扰或威胁我们的时刻。我们也特别希望自己就是呈现给外界看的那个体面的我：和善、可敬、干练、凡事通达。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人生并不容许我们常玩这套猜谜游戏。或在工作上碰到苛刻的老板，或在家中难以和跋扈的配偶相处，子女叛逆，承受过重的压力，或遭遇令人恼怒的挫折，我们迟早得面对自己阴暗的一面。
你曾否觉得奇怪，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各方面都操练得世故老练，却唯独对人性还抱持极天真的想法？走过历史上最血腥的一个世纪，我们竟还能恭维自己说：哎，人性本善，只是偶尔被恶所胜罢了。当年建立美国的先圣先贤们，可就没这么天真了。他们为后代所制定的“相互制衡”的政治体制，足以证明他们对人性本恶洞烛机先。他们知道人邪恶的倾向若不适当地加以控制，会如脱缰之马，为害匪浅，特别是掌握权势的人，更不能太信任他。历史并没有显示人类的问题已改善，相反，更证明人类的记忆力越来越差。陈年老病一再重现，人类却失去诊断的眼光，更别说有招架之力了。
《泰晤士报》有一次为其系列专题《这世界的根本问题何在？》，请切斯特顿(G. K. Chesterton）提供宝贵意见。他回复：“就是我。切斯特顿敬笔。”这样直言不讳的坦率，是经历过人世悲苦者常有的气度。这使我联想起一位正努力戒酒的朋友。他告诉我第一次参加戒酒协会的情形：
“我走进会场，”他说，“第一个感受就是，在场的每个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曾饱尝人世的辛酸。他们都面对过自己的软弱，缺乏外力的协助难以自拔。他们曾经失败过，然而仍怀抱着希望。他们真诚相信上帝能帮助我，也愿意全力支持我戒酒。他们接纳我这个正沉溺杯中之物、难以自拔的人，但他们确信我会改变。我觉得自己是这群受伤者中的一分子，只是这些受伤者已得医治。”
听了这番话，我深受感动，不禁脱口而出：“哇！老包，这是我所听过，对教会最佳的描述！
他笑了笑，继续说：“老实告诉你，在我酗酒最厉害的那些日子，我曾去过教会几次。从那儿我们得到的暗示，都是很客气但毫不含糊的——等你戒了酒之后，再来吧！”
“教会为什么不能像戒酒协会那样接纳人呢？”我问。
他答：“因为人们不相信问题出在人自己。我们总以为问题是在‘外头’，我们里头还挺好的，可圈可点。人不愿意承认自己里头也烂掉了。”
你同意不同意，许多人，不管信不信上帝，其实都无法勇敢面对人的真实处境，更别说自己了。这是我的写照，或许也是你的。没有任何书是为每个人写的，本书亦然。它专为那些因生命有破口而感挫折，却仍怀抱着希望；为那些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实验室里，却极需鼓励与盼望；为那些认真探讨到底是什么阻碍人找到所追寻的爱与幸福；为那些不断追问人心所渴盼的到底能否企及……之人而写。人的一生难道只是漫长而荒谬的寻寻觅觅、捕风捉影吗？或者盼望不息是有理由的？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问题。假使你和我一样，也拒绝糊里糊涂过一生，那我邀请你和我一起来探索我在人生旅程中所学到的一些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