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亨利（Carl F. H. Henry,1913-2003），20世纪美国著名的福音派神学家，《今日基督教》杂志首任主编。曾在美国富勒神学院任教。著述颇丰，包括六卷本巨著《上帝、启示、权威》《伟大文明的衰落》等。

前言
序言
引言
中译本导言
第1章 基要派人道主义的失落
第2章 力挽颓势
第3章 福音派最尴尬的分离
第4章 对宣讲国度的忧虑
第5章 十字架上的基要派盗贼
第6章 努力寻求新的世界思想
第7章 福音派的“抗争原则”
第8章 新改革之黎明
附录:入世而不属世

序言
 
我的一些福音派朋友认为，现在不是给基要主义“动手术”的时候，明智的做法是等待，直到基督教内部的张力减弱。
 
我不认为等待是明智的，有以下几个原因。
 
有这样一种担忧，它是出于对现实的审慎考虑，而非杞人忧天。这种担忧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复兴使徒时代的热情，基要主义在两代人之后将萎缩为仅能苟存的宗教派别，或者一旦天主教在美国雄踞一方，基要主义将再次沦为受人鄙视和排挤的教派。对我而言，唯一可行之道，是重新发掘上帝所启示的圣经和上帝的救赎大能，来挽救我们颓废的文化，再次赋予人类生活以重要意义。正是对古典哲学的重新发现，刺激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给西方文化带来灾难性的影响。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如果我们能够恰当地把握机会，就可以重新发现圣经及道成肉身对人类的重要意义。
 
而且，基要主义是一个不断被人肢解的对象。几乎没有人身处大学和世俗的学院——更不用说一些神学院——而意识不到我们正在备受攻击。很多服侍大学生的牧者抨击替代性救赎论（substitutionary atonement），指责它与人类的道德意识不符。（对于我们这些相信人类宗教情感已被罪玷污的人而言，人类的道德意识是不可靠的。这种道德意识把人带离救赎之路，使之仰赖人内在的良善。而现代人最需要被拯救，脱离这样的道德意识——这种道德意识对上帝所提供的救赎感到愤怒。）但这种对于核心教义的攻击并不令我感到沮丧，因为在未来某一天我们不再需要信心而是亲眼见到耶稣之前，启示与非启示的观点必然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我更担忧的是，我们已经招致不必要的批评和奚落，因为我们很容易在某些场合高谈阔论我们立场中那些无关紧要、甚至是晦涩难明的方面，视其为最重要的观点，以至于我们没能以希伯来-基督教的全备精神与其当代对手交锋。随着文艺复兴理想的破灭，作为福音派，我们有必要对以下事情做出清楚的区分： 哪些是基本教义，反映我们一致认同的超自然世界观和人生观；哪些是容许存在的分歧。虽然就这些分歧我们无法达成一致，却仍能忠实于以圣经为本的基督教本质。但除此之外，我吐露我的担忧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将基督教的精神，建设性地应用于那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若不如此行，别人就不会听我们所讲的福音。或许我们还可以持续一两代人，甚至可以成为一支很有活力的宣教大军，抢救出许多人，我并不怀疑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想把救赎性的基督教作为世界问题的解决之道，那就要竭尽全力将之发扬光大。我并非没有留意到一些颇有成效的努力，如厄尔·皮尔斯（Earle V. Pierce）博士的著作《教会与世界局势》（The Church and World Conditions），但我仍然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正视我们所处困境的严重性。
 
再者，我深知那些不认同超自然主义信仰的人，可能会歪曲或误解本书所流露的情绪，但我不会因此而踌躇不前。那些能够理解的人，会知道我书中所写的怀着“不安的良心”的人，不是那些对圣经真理感到困扰的人——在我看来，唯一能解决我们问题的，恰恰只有圣经真理——而是那些忧心于如何将圣经真理有效应用于现代人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并常常感到挫败的人。我所关心的是基要真理的应用，而不是反对这些真理。
 
我也承认，把这种“不安”说成是普遍性的，可能过于乐观了。我们很多的圣经学院、福音派学院，甚至神学院，似乎还沉浸在对我们肩负的新责任的盲目无知之中。我的期待是，那些在刚读此书时毫无良心困扰的人，在看完本书前就能够心有戚戚焉。

最后我还想多说一句。很显然，要形成解决问题的方案需要很多建设性的努力。有时候我满足于陈述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而不是武断地提出主张，为的是激发共同的努力。这本书是为我的福音派同道而写，希望他们不要把我的忐忑之语当作恶意中伤。我希望能和他们一同并肩而立，坚定我们的信念：我们在此世不仅是天路客，也是福音的大使。
 
本书各章内容曾以简短的形式呈现于我在戈登神学与宣教学院（Gordon College of Theology and Missions）所作系列普及讲座中。
   卡尔·亨利
1947年


精彩书摘

福音派基督教在历史上第一次与伟大的社会改革运动长久地分离开来。
必须承认，基督教并非总是燃烧着最火热的社会激情。尽管东西方世界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可以用基督教来解释，因为新约之世界-人生观把古代世界从异教的野蛮中解救出来，但在欧洲历史上的较早时期，教会确实缺乏足够的社会关怀。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倾向以灵性革命来取代政治革命，并坚定地支持封建制度。甚至在今天，罗马天主教的人道主义也只是权宜之计，这一点可以从西班牙、拉丁美洲和美国三地天主教不同做法的对比中看到。即使在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中，他也抛弃了那些在农民战争中谋求改善社会和政治处境的民众，而这些诉求不论在当时显得多么进步，在我们今天看来其实都微不足道。
但是，随着基督教逐渐失去对世界的热情，它不再是宗教改革试图为西方思想恢复的那类使徒性或宣教性的基督教。基督教若能彰显出其真正特质，就总是能在任何时代都以理想主义基调面对环境，并且能在旧有的文化中开始一轮接一轮的改革运动。
今天的基要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拒绝把基督教伦理等同于现代改革家主张的人文主义伦理。然而，恰恰是这个时代的人文主义在抨击社会罪恶时表现得最旗帜鲜明和不遗余力。它使得缺乏世界纲领的新教福音派在挑战现行文化的使命中，只能降至次要、甚至更加附属的角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福音派人士从他们的对手那里得到不少益处。例如，一位基要派的随军牧师最近表示，由于美国联邦基督教协进会对政府施加的影响，向军人自由宣讲福音的机会因而得到保护。他并非指协进会有别于宗教现代主义，愿意对历史性的福音真理保驾护航，而是指整个随军牧师计划从一开始就在协进会的监督下进行。而福音派人士对此或多或少是乐见的。
很明显，新教阵营中出现了令人尴尬的分离。尽管在西方历史上，没有哪一种精神力量如同基督教那样向人类发出挑战——以崇高生活挑战人的行为，以超自然的世界观挑战人的哲学，以崇高的盼望挑战社会的重建。然而，在重大社会议题方面，现代基要主义对现今世界的挑战却几乎荡然无存。当然，贯穿基督教历史的福音挑战总是以救赎为框架的，但是，现今时代已经感觉不到这样的挑战，因为基要主义没能将其救赎信息与20世纪全球性的重大道德问题关联起来。
在历史上，希伯来-基督教思想一直坚持个体生命与世界紧密相连。圣经的本意是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密不可分，向全人类宣告合神心意的社会秩序是圣经教导的重要部分。希伯来或基督教的理想社会总是向其时代的主流文化发出震撼人心的挑战，以救赎的大能谴责被纵容的社会罪恶，因为救赎信息注定要作光照亮世界，作盐使全地受益。基要派仅仅坚持正统的教义理论是不够的，还要有力地抨击社会罪恶，这样才能让全地知道有一天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宝座前。至少这才是使徒们所宣扬的基督教，也是后使徒时期护教学的精神。君王必定要向耶稣屈膝，如果不是今生，就是来生。如果上帝的国没有在地上实现，这不是上帝的错，也不是救赎性形而上学的错，而是罪人的错。
这种对神学-伦理的强调贯穿了希伯来-基督教思想。圣经超自然主义的终极价值是不可改变的。比起新约教义，新约伦理并不是新生事物。旧约早就有这些道德和形而上学观念的萌芽，因为整本圣经都植根于创造、启示和使人重生的上帝。后来的基督教不论在何种意义上废除了律法，但没有废掉任何终极性的真理。在新约和旧约思想里，人类只有一个持久的文明根基——认识那位救赎的上帝。在新旧约两个时期，拜假神、杀人、犯奸淫都是错误的，但其中除了摩西所说的原因之外，还有更终极的原因。这些行为不仅对于摩西而言是错误的，对于亚当也是如此；它们过去是错误的，将来也是错误的，因为它们与宇宙的至高主宰的意志和属性是敌对的。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这样做都是完全错误的。整个世界被放在同样的道德准则上，妄图在另外的准则上建立起文明社会，不论在基督来到世上之前或之后，都注定要受到谴责。十诫揭示了稳固的社会应有的唯一可靠基础，而所有脱离这些原则的人类文化，都会产生有害的、腐坏的酵。并且，若果离弃那位圣洁的救赎上帝——正是他将这些原则启示给人，就没有任何一种文化能达到这样高的要求。
如同新约一样，旧约的重要教导也包含道德内容。救赎形而上学的社会向度从人类的先祖已经开始。亚当的堕落包含了所有人，立约把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挑选出来并祝福这个世界。摩西不断发出警告，以色列子民对独一真实上帝的忠诚与否决定其在历史中是受祸还是得福。如果有人站在摩西五经的结尾，像先知一样眺望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长廊，就会发现很多事件都带有这个永恒的印记。摩西之歌，在赞美上帝怜悯的同时，又警告上帝会审判，其高潮是劝谕以色列人要遵守“这律法上的话。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申32:46-47）。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都毫不妥协地猛烈抨击当时的社会罪恶，在救赎的背景下表达出同样的社会热情。希伯来的世界-人生观不可能漠视法庭上的屈枉正义、放高利贷、掠夺穷人、忽视供给穷人衣食、在买卖中牟取暴利等行为。
新约之所以对希罗文化提出挑战，其实是希伯来-基督教精神的必然产物。施洗约翰对社会发出警告，这与摩西、以赛亚和阿摩司所做的是一样的。施洗约翰引用以赛亚的话宣告救赎主的到来:“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凡有血气的，都要见上帝的救恩。’”（路3:4-6）毫无疑问，救赎信息是施洗约翰宣讲的最重要的内容。他对门徒宣称耶稣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1:29）；他不仅对门徒说，也对那些迫害耶稣的人说，因为他们也“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作过见证”（约5:33）。但是，施洗约翰在宣讲救赎性信息的同时，并没有对社会无动于衷。他劝说“毒蛇的种类”（太3:7），告诉他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太3:2）；他呼吁他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路3:8），宣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路3:9）。对于具体的询问——“我们当作什么呢？”（路3:10）——他也以具体的例子作回应:有两件衣服的，要分给那一无所有的；富足的要分享给缺乏的；收税的不要勒索；士兵不要以强暴待人或讹诈人。当时的士兵可能对自己所得的军饷不满意——但这并不能应用在劳工关系中，并据此得出双方应维持现状这一结论，如同一些人文主义者所错误诠释的那样。施洗约翰是在警告不要盘剥无辜平民。约翰的忠告里还包括“许多别的话”（路3:18），比如，他谴责希律王的淫乱生活，因而被捕殉道，因为约翰曾屡次责备希律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可6:18）
约翰宣讲中的社会向度，与耶稣的信息是一致的。当坐监的约翰派人询问有关弥赛亚的问题时，耶稣也引用了这段施洗约翰早已耳熟能详的经文:“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太11:4-5；路7:22）这段关于弥赛亚的经文如此重要，因而一个完全排斥非灵性需要的福音是很难成立的。确实，新约经常使用诸如“瞎子看见”“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等短语来比喻灵里的重生，但是，不能说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也是比喻。而且，路加在记载耶稣回答约翰之前，还加了一段叙述:“正当那时候，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受灾患的，被恶鬼附着的，又开恩叫好些瞎子能看见。”（路7:21）可见，一个对全人和普世之人的需要无动于衷的福音，在这里找不到容身之处。
当然，耶稣没有宣扬所有的努力都必须朝向世界和平，因为他相信圣经所说，和平与战争都不是人类幸福的决定因素，只有救赎才是。他当然也没有宣扬对世界财富必须实行共产主义式的分配，因为他相信圣经所说，救赎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根本要素。他也没有提出一个外交规则，以此指导西方民主国家如何与苏维埃共产主义国家打交道，因为他相信圣经所说——政治学所需要的，远远不止于世俗国家间该如何交往。
但是，耶稣并不因此对国家或普世之人缺乏兴趣。现代社会的一个偏见就是，一个人只有以当代人的方式抨击社会问题，才表明他关心这个问题。耶稣的方法论是救赎的方法论，而现代人的方法与之完全不同，因为他们的前设是救赎对于当代世界而言是一种另类观念。但是，从耶稣的观点来看，救赎是一切问题的出路，甚至包括全球性的问题。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学术还是娱乐方面，它都给这个疲乏的世界带来唯一充足的安息。它是评估一切非基督教解决方案的基础。
保罗的观点同样包含了一个道德的普世主义，因为他不仅仅关注个人道德。基督的福音超越种族的差异，基督是人类唯一的主，唯有他可以满足人的需要。所以，这位外邦人的使徒不仅宣讲个人性的基督教，也宣讲社会性的基督教。他的这种宣教热忱驳斥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保罗教导信徒应该过修道隐居的生活，与之相反，他灵里燃烧的火要把整个世界带到耶稣的脚前。
早期基督教把救赎信息与当时的希罗世界关联起来，正是使徒见证最具特色之处，在最初的三个世纪中，这个新宗教几乎征服了当时已知的世界。不论他们如何看待天国的降临，早期的基督徒并没有因此降低改变世界的热情，就算反对者怀疑他们要“翻转”世界，他们也不会感到不安。这不是说早期的基督教已经制定好了社会改革路线，而是它为社会改革提供了基本原则和道德动力，并强调重生是良好社会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