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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看到《基督教要义》全译之际
上海天梯书屋有限公司   2010-03-27 21:18:29 作者:小约翰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a5c4650100h94z.html 文字大小:[][][]

前些日子,在北京遇到雷立柏,他是奥地利人,在北大读完了哲学博士,已用汉语出了好几本书,他说:“你们中国学者不通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就不要说懂西方文化。”照他这样的标准,我可不敢说自己“熟悉”加尔文。只不过最近得到一套全译本的要义,在抚摩感叹之余,想起与加尔文的相遇。

1536年,26岁的加尔文首次以拉丁文出版了《基督教要义》,后来又不断扩充再版,1539年他把第二版拉丁文版翻译成自己的母语——法文,为加尔文作传的凡赫尔斯玛如此评论这一版的法文:“翻得极美,以至后来人们称加尔文为现代法语之父,正如路德因将《圣经》翻译成德文而被誉为德语之父。”(《加尔文传》,华夏,2006,94页)

我看不懂拉丁文,也不能读他的法文原典,手中有的是他的《基督教要义》的英文简版Biblical Christianity(London,1982),特意托人从国外购得,上边倒是划满了条条杠杠。还有的是《基督教要义》的英文网络版,不过看下来实在太累了。再就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9年初版的中译本,分上、中、下三册,我至今读过三遍以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国内大学图书馆很难找到这套版本,曾跑到金陵协和神学院图书馆去看,也看过从那边复印的本子。再就是加尔文的《圣经》注释书两种(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71),还有关于加尔文的书,计有《异端的权利》(茨威格,三联,1986)、《宗教精神:路德与加尔文》(梅列日科夫斯基,学林,1999)、《加尔文传》(凡赫尔斯玛,华夏,2006)、《加尔文神学》(林鸿信,台北礼记,1994)、《基督教预定论》(伯特纳,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85)、《认识预定论》(史普洛,台北校园书房,1996)和《清教徒的脚踪》(钟马田,香港以琳,1993)等,另外就是近十种基督教教会史中论到加尔文的部分。

所以,这点资料实不足以进行“评述”,但在我有限的视野范围内,我觉得加尔文是近现代西方最深刻、最有影响也是最受误解的思想家(没有“之一”),他实在惠我良多,所以,不怕触犯很多学者们的“定论”,冒昧谈谈加尔文和我的缘分,谈谈他对我的几点影响。

第一,迄今为止,加尔文对人性幽暗的深邃洞见不算空前,但算绝后。

还记得大学期间借得第一本书就是梅林的《马克思传》,大学期间买的第一套成套的书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那时,多想从那里得到生命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但后来,自己内心的光越来越黯淡,精神空间越来越逼仄,这才发现,世界的恶不只在外部存在,也在人性内部弥漫,人性内部的恶远比他们想到的要多得多,人性可被教化也远比他们想到的要难得多。看雨果的《悲惨世界》,里边的共和党人演讲说:“十九世纪是伟大的,二十世纪将是幸福的。”我把这当成笑话来听。我经历到莎士比亚前期到后期的那种“断裂”,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到后期的那种“断裂”,按照舍斯托夫的说法,在自己的人性中发现了那个叫嚣的“地下室人”,那个地下室人可以为了一个戈比出卖整个世界。要么世界完蛋,要么我有茶喝,那就让世界完蛋吧,只要我有茶喝!

甚至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修身养性、自我超越,都深深怀疑起来。“美丽新世界”的许诺从小听得太多了,某一个时刻会像马丁·路德在罗马爬最后一级台阶时停下来,一个念头猛地闪过:“真是这样吗?”

只有看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后,这才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两类思想家,一类思想家忙着告诉你答案,对人性的幽暗不置一词,他们生来就要当你的老师;另一类思想家和你一道站在生存深渊中,袒露出人性的迷惘,和你一道往前走,他们时刻准备着作你的精神兄弟。当时,我把加尔文好几段话抄下来,他批评那些属灵的斯多葛主义,批评一切试图粉饰人性黑暗的修炼派,撕下人性的假面,真诚地告诉我:不要伪装自己多么高尚、圣洁,承认自己人性的幽暗,面对它,从深渊中发出呼告吧!他扯断了我心中流淌的中国士大夫所谓“情调”之弦,折断了自以为义、自我超越的修炼之梯,让我不再表演和伪装,而是真诚面对。

有人说,没有人比加尔文对人性贬低得那么厉害的。可只有反复阅读才发现,对人性幽暗的深邃洞察背后,正是因对天光的执著。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因为说出了人性深处的病态,多少人就污蔑他是“病态的天才”,似乎只有平庸的肤浅才是惟一不“病态”一样。

对人性幽暗的洞察,前有保罗和奥古斯丁,后有加尔文。尤其在整个西方文化传统深受笛卡尔和卢梭影响之后,对人性扩张如此轻信的以后世纪中,读加尔文才感到一份可贵的清醒。


第二,加尔文对人类自由价值虔诚维护。

自由,很多人一生追求的梦想。

我也不例外。

大学时代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很深,颇有反叛一切、怀疑一切的勇气。但时间久了,就发现,帕斯卡尔对怀疑主义的批评多么适切,怀疑主义是不彻底的,它无法彻底怀疑自己。自由一定不是想批判什么就批判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样的话,自由就成了任性和放纵。梅列日科夫斯基也说从怀疑和批判的基座上什么也产生不出来,从空对空中什么也产生不出来。

那么,自由是什么?是不是自由只是一种传说,永远都找不到?

卡夫卡的小说多好地揭示了这一点,他在《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谈到,人自由选择被奴役,当人自由地出卖自由时,他还算是自由的吗?

加尔文有勇气说“认识上帝是人心的禀赋”(Biblical Christianity, London,1982, P.13)。他从这里开始他的思想体系,他对自由的思考也从这里开始。他谈到人自由选择犯罪,从此活在罪的玷污中,人性全然败坏,这里的败坏是指范围上,而不是指程度上。从此,人因为选择犯罪就必须为自己的罪负责。但他的自由在自主返回上帝时是瘫痪的,因为人性的幽暗把任何自由的努力都窒息了,这正是人类自由匮乏的状况。人无法选择出生,也无法选择死亡,更无法选择上帝,若上帝是可以选择的,那上帝就屈服于人的选择能力。所以,上帝就预定了他的选民得救。预定论不是自由的毁弃,恰恰是自由的基础,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的:“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就像地球吸引力是向下的,总是“定”好了向下,人才能“自由”地举起手臂来,否则,连举起手臂这样的动作,都很难做到。

自由必须得有神圣的根基,得有真理的根基,才能得到保障,否则就会成为任性和放纵。因为人性是靠不住的。

加尔文不遗余力去讲上帝的预定,才为自由的落实提供了一个高远的精神领空。人在回应真理的召唤中找到真实的自由。而这自由的得着,恰恰是在真理里甘愿失去。这正是自由的吊诡。真信仰带来真自由,人就不会被形形色色的理性谎言和人性谎言蛊惑,也不会被自我神化的世俗政权吓倒。信仰之光才是自由之光。就像一个艺术大师达到自由创造的境界,背后一定有安身立命的精神资源作为支撑,否则,自由就是乱弹琴。

这一点,茨威格这样比较肤浅的人道主义者当然不能理解,才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对人文主义的自由情怀大肆攻击,写出《异端的权利》这样带有最严重偏见的书,一翻就知道得很清楚。


第三,对个体价值的最高张扬。

在西方思想家中,连克尔凯廓尔也没有加尔文这样的力度,把人赤裸裸拉到绝对真理面前,让人的方方面面都要去面对那至高者,没有一寸领域不坦诚在真光之中。

那些只从自然来看人的学者,不过把人看成了动物;

那些只从社会来看人的学者,不过把人看成了机器;

那些只从宗教来看人的学者,不过把人看成了天使。

在我所认识的思想家中,只有加尔文是从最丰富的方面看人,他看到人心自然的禀赋,承认自然中有真理的恩典和价值,从而给科学探索以最大推动;他也看到社会的权柄来自至高者,真理高于政府,把教会从政府的辖制中解放出来,把人从对专制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但又不陷入暴乱,而是带着“圣召”进入社会,为了荣耀上帝而工作,马克斯·韦伯看到了加尔文主义对早期资本主义兴起的巨大贡献;加尔文更看到了人单单活在自然和社会两个层面是远远不够的,人必须得有宗教层面,才是一个整全个体,因为上帝是人生命源头,是人之创造主,人必须得到上帝那里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尊严,而生命的最高尊严恰恰是超验的,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像创造了人,才使每一个人都获得无比尊严,绝对不是在自然和社会上就可得到。因此,一切在头脑中思考人的尊严而不回到人的生命本源的举动,在加尔文看来无疑缘木求鱼。

人之伟大在于向上帝开放,人成为一个开放系统。不是人的一部分,也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全人和全生活,这就给人带着“出世”情怀积极“入世”提供了途径,也同时摒弃了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两种弊端。

和真理的过度连接,难道不会陷入禁欲主义和灵肉二分的泥潭吗?这也是很多人攻击加尔文的地方。在我个人阅读中,我发现加尔文的思想中其实有很好的回应,因为他不把人看成是割裂的,也不会让人用自己的“灵”克制自己的“肉”,而是强调全人向着罪彻底死去,凭着信心来到十架面前,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同钉,在信心中确信基督的代赎工作。路德强调“信”,而加尔文强调信“谁”,于是他把人的眼光放在真理的面容上,于是才可以向死而生。这样他就充分突出了圣灵的奥秘工作。圣灵在信徒中内住,他的生活就是全然更新的“活”,他就可以真如奥古斯丁说的那样:“真心爱你的上帝,然后自由行动。”生活就不再是禁欲,而是被真理吸引,对真爱专一。

那些批评加尔文是权力欲狂的人,没有看到加尔文两次在日内瓦,都是别人的邀请,他可从来没有想要在那里攫取什么权力。他被人尊称为大师,处处受人尊敬,把一个混乱、颓废的城市改变为新教中心、新教最为深邃的神学大本营,后来影响了全世界。而他自己直到临死前五年,连日内瓦公民权都没有。他并不认为可以把人生意义可以定义为社会上的成功。


第四,对绝对真理的谦卑态度。

这是我所看到的加尔文人格中最有特色的一点。他的传记很难写,因为他绝少谈论自己。梅列日科夫斯基记载马丁·路德会很骄傲地说:“我这个小修士可以让教皇发抖。”但这样的话放在加尔文身上不可想象,他连心里想都不会这样想。

今天很多学者身上,都有一种不可餍足的谈论自己和论证自己伟大的癖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自己多么伟大,总觉得很奇怪,本质原因在于没有和真理面对面过。一个真正见到真理的人,会被真理折服,也会谦卑下来。起码,我在加尔文身上看到这种面对真理的谦卑和质朴。他一生最大的特色就是不顾一切追求真理,而又不神化自己的追求,总是在真理的海洋中忘我。

在真理中忘记自己,是一种怎样的境界?他就会看轻世俗的荣誉和掌声,而被神圣的温暖和爱充满。连天主教的教皇都承认加尔文这个人,金钱对他毫无吸引力。不是他不知道钱的重要,而是他太热爱真理了,无暇顾及钱的问题。他死后,没有墓碑,连他的坟墓在哪里后人都不知道。绝对化超验真理本身,就会相对化自身,从而为自我神化情结“祛魅”。

真理就意味着“非如此不可”又能抑止人自发性的狂热从而给人以清明反省,这种清明的反省就是一种谦卑。很多人恶狠狠或者轻蔑地说:“绝对真理?世界上绝对没有绝对真理!”说这样话的人,其实已经忘了他们正把自己的相对绝对化。后现代思潮无助于对人类自我神化情结的祛魅,反而加速了不假思索的自我神化,在反对一切中神化了自我反对的姿势,实在是对生存真相的遮蔽。

然而,读加尔文传记,读加尔文,总能感受到这种惊人的朴素和谦卑。他直接、简单、从容、深邃而又犀利,哪怕从译文你都能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只有那些深入者才能浅出,只有那些为真理忘记自身的人才能如此质朴地说出真理。

相反,在他的敌人身上,比如茨威格和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他写的传记中,你总能发现这两位恰恰因为偏见而扭曲了事实,因为隔膜而误解了他的学说,缺少“同情性理解”和谦卑。


这是加尔文对我影响最大的四点,不太算是对他的评述,只是个人的阅读感触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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